这种印象在十多年前甚至更让人吃惊一些。1990年代初，已经博士毕业在中央编译局做副研究员的俞去北大找博士生何增科，这是一次未能谋面的看望，何的女朋友事后对何说，“刚才有个高中生过来找你。”

此时这个“高中生”已经因为研究当时颇为敏感的“人权”问题而被注意，不过这不是俞“暂露头角”的时刻，早在1988年，俞就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政治学博士（总共两个）之一而吸引了广泛的目光。

十几年后，俞被评价为引领中国政治学“潮流”的人物之一，以提出“增量民主”这一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解释和“公民社会”的研究而著称。

俞的声誉在2007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年初时他已因为两个月前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蜚声海内外，而此后十七大召开带来的政治话题升温更让其成为大陆最受关注的政治学者之一。一些媒体给他打上“智囊”之类的标签——这已经传了好几年，俞此前曾经否认，但无法阻止人们的猜测。

与纷扰的传媒不同，学者们更看重俞长久以来的学术研究，而不是某句话。“他是一个对国家和学术有关怀的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林尚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林是著名的“长江学者”之一，“政治学者要承担起推动政治学发展的使命，俞可平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不过聚光灯下的俞依然有“黑影”：关于俞本身鲜有报道，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声名赫赫的学者的成长经历。而俞的故事，也代表了观察中国政治现实的一个窗口。

“我想了解这个世界”

俞可平1959 年7月生于浙江绍兴，这是一个以产生幕僚著称的地方。不过俞并不喜欢这个角色，他在日后被舆论以“文胆”相称时曾说，自己不认同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还有存在师爷、“文胆”的必要。

俞在农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并曾为生产队队长。这个农家子弟的土玩具陀螺成为了他日后一本著作的书名。俞在《民主与陀螺》一书中写道：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

俞的潜力并不是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他高考后的大学并非名校，1978年，俞考取了当时的绍兴师专政史系，这是一个在山沟里的学校，甚至连一名讲师都没有。

但俞的不同很快显现，他以刻苦著称，这个文科学生甚至自学了《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等课程。俞也常听“美国之音”之类的英语节目，并显示了对哲学的酷爱，“我想了解这个世界。”俞在日后接受母校校报采访时说。

俞后来成为绍兴师专第一个毕业当年考取研究生的学生，考取了厦门大学哲学系，他复试的成绩高达90分，以至远超其他报考者。

在厦大期间，俞可平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这个变化使我惊奇不已。”俞的大学同学金高品回忆。日后金和俞在家乡相遇长谈，发现俞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及民主进程颇有“雄心”。

俞在硕士毕业前报考了北京大学刚刚建立的博士点，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导师赵宝煦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但俞当年并未成功，赵宝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1983年俞第一次报考时自己在德国，委托同事帮助招生，“回来后他告诉我，今年没有合适的，当时他不欣赏俞可平，主要是看人的角度不同。”不过此后两年依然没有合适的报考者，1985年俞再次报考，“我一看就觉得，这人不错。”俞和现在的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王浦劬一起成为新中国首批政治学博士生。

俞的副导师、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说，俞其时专注于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研究，俞日后将其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其博士论文为《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俞在博士毕业后打算留校，但北大无法解决房子，俞当时已结婚生女，再挤宿舍已无可能。一位中央编译局的教授看中了俞，编译局答应给一个单间，俞最终选择了后者。

多年后，俞在母校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并担任客座教授。

希望做一个发现者

初到编译局的俞“很安静”，没有人估量到这个助理研究员的潜力和胆量，俞所在的中央编译局当时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称，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保守。

1990年，俞发表了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俞在文中说，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过去谈论人权是禁区，”俞所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詹汝琮说，俞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大胆而有分寸”，但俞仍招致了一些批评。

不过这并没有阻碍俞的思考方向，其后当代所获得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批准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然而实际负责课题的俞在研究过程中将其变成了“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这个擅自改动的研究方向会面临着被认为没有完成预定任务的风险。但俞争取了各方面的支持，最终课题顺利完成。

随后俞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时任当代所所长李洙泗说，此时俞在中国年轻的政治学者中已经颇有影响，他热衷于参加各种研讨会，并且联系广泛。俞在1994年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1995年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俞的研究引发了某些学者的不满，比如他谈论“市民社会”问题时，被攻击为“自由化”。而俞在参加完一次在武汉举行的学术会议后被人写匿名信告发，“上级单位来调查，但最后发现没有什么问题。”李洙泗说。

俞开始更广泛的注意国际政治学界最新的研究方向。1998年，他出版了《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描述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书籍。詹透露说，上述系列图书得到了在党内德高望重的汪道涵的好评。

2000年的时候，俞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学者。一个佐证是，中央编译局现代所现所长何增科说，俞和中央编译局团队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进行课题研究，有些来自执政党最核心的机构。

俞曾领衔为前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一次联合国会议进行相关研究。“我们建议中国在国际上要善于用治理与善治的语言介绍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何说，“而且要掌握理论的制高点，比如对‘人权高于主权’不能简单批驳，要知道它的背景和合理成分。”

“他既了解中国高层和地方政府的现实，又了解国际的前沿动态，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高质量的成果。”何说。

此时的俞开始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的路径，俞找到了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现任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两个体制内的学者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一开始并不顺利，地方党政部门觉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们？”王说，一些地方官员比较冷淡，因为评选对他们升官没有帮助，而许多地方党政部门打电话咨询评奖事宜时，第一句话就是要问你们要收多少钱？

“我们没有红头文件，”俞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评选最终坚持下来，并获得了广泛认可。而其中获奖的一些地方创新项目——诸如“公推直选”乡镇官员——在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获得肯定。

“他（俞可平）想要及时发现政改经验，并把这些实践让党政官员和高层领导知道，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的东西。”何说，“他希望做一个发现者。”

一个学者的解释和预判

十七大结束之后，俞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

俞曾反复呼吁中国的政改道路要走出“政治改革——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并认为，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则以“疏”为主。

如果执政党内可以达成这样的“稳定”共识，那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后果就不应有太大顾虑——设计良好而条件成熟的改革意味着新的平衡状态的到来，不会影响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而俞最为著名的是“增量民主”概念的提出，“他特别主张先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找到不断进行增量改革的空间，鼓励政府创新。他以此对保守派和激进派都进行劝服。”李景鹏说。

2006年底，俞因为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引发争论，俞的朋友说，一些政治学者也在网上匿名跟贴表达意见。“有些人觉得写的都是常识，但它首先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接受了普世价值；二是因为这些普世价值还没有被各个层次的中国官员普遍接受，这篇文章起了扫盲的作用。”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说。

俞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努力与国际沟通的学者，他1994年在美国期间曾发表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事后中央编译局找到国际广播电台的编辑进行审查，结果编辑对这些文章的表达方式大为赞赏，“说他用的是我们对外广播的语言，而不是人民日报的用语。”詹说。俞在国内政治学界也有着良好的口碑，“他为人胸怀宽广，没有帮派之见，这很难得。”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说。

詹汝琮说，俞有一些独特的习惯：比如不吃荤，晚上不安排应酬，少看电视。“他睡觉比别人少，4个小时就够。” 詹说，俞当上副局长后依然保持了早起读书的习惯。俞的妻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和俞是同乡。

在同事的眼中，俞的保龄球打的不错。不过很难说这位学者有太多的娱乐，在俞的同学金高品的回忆中，199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金曾和俞可平夫妇等一起去圆明园春游。那是一个美好的春日，几位男士兴致勃勃地在草地上打“关牌”（一种流行于江浙的游戏），最终大家都喝醉而返。“这是我们交友二十年来，俞可平唯一的一次尽情尽兴的娱乐。”

因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观点，俞被各方贴上了诸如“智囊”这样的标签，他曾否认，但效果不大。“这对他没什么好处，”俞的一个朋友说，“一些媒体喜欢给学者贴标签，这会害了这个学者。”

然而无论如何，俞“年轻”面庞的魅力最终被证明如明星般十几年不衰，不同的是，人们想从中读出的是一个学者对中国政治独到的解释和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