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受教于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大师的韩廷杰是一位知名梵文及佛学研究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生活中的韩教授朴素温和，快70岁的人了，和他的老师一样谦虚斯文，讲唯识，讲佛学因明，谈起佛学问题，温和如常，行坐饮食，都极有礼。这个采访，是以书信的形式完成的，十多个问题，韩教授用稿纸给记者写了21页的回答（以至于发表时不得不删节），韩廷杰与季老、金老的拳拳师徒之情、对梵文与巴利文的研究、对佛学的阐释与心得，无不跃然纸间，让人感动。
念师恩
记者：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学生，您印象中的季老是什么样的？
韩廷杰：我于1960-1965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当时教我们专业课的是季羡林教授和金克木教授，两位老师轮流上课，一年级时季先生讲语法，金先生讲例句。语法讲完以后，开始选读梵文名著。季先生讲梵语文学名著，包括民间故事、小说、戏剧、诗歌等。金先生除讲梵语文学史以外，还讲印度古典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名著。到五年级，金先生继续讲梵文课，季先生开讲巴利文。因为巴利文和梵文类似，略微一讲就懂了。
我们班十七个同学，专业课每天都有，可见两位老师为我们这班学生付出很多心血。两位老师讲课风格很不一样，季先生的梵文是从德国学来的，金先生的梵文是从印度学来的，所以，他讲的课是走印度的传统道路———他能背很多梵文诗歌，得意时还能像我国老先生唱古诗一样，他能摇头晃脑唱梵文诗歌。一个梵文问题，让季先生讲很简单，让金先生讲可就复杂了。季先生五分钟就能讲清的问题，让金先生讲起码要半个小时。
因为两个人讲课风格很不一样，时常闹点小矛盾，金先生说季先生的讲课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季先生很不服气，说：“我这资本主义总比封建主义好吧？”北大党委统战部得知二人的关系后，曾经劝告季先生：“金先生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您应当和他搞好团结。”
季先生授课认真负责，他把梵语文章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上课时让我们先讲。如果我们讲错了，他给纠正，搞得我们很紧张。因为经过自己思考，印象很深。
季先生生活俭朴，经常穿很旧的中山装、布鞋，在这方面闹出很多笑话。传说有个学生带着很多行李外出，见到季先生，以为他是老工人，很不客气地说：“老头儿，帮个忙儿，给我拎包儿。”季先生真的为他拎包儿，送他出校门。
毕业后，我们同学有的留在北大，有的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两位老师都被“打倒”了。北大东语系又把我们叫回来，对两位老师进行批斗。主持会议的人说：“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当我们上台发言念“最高指示”时，两位老师都鞠躬认罪，像往常一样，季先生穿着褪色的中山装，金先生穿着很旧的对襟小褂，他们面黄肌瘦，深度驼背，很显然，他们受了不少苦。我想他们肯定痛恨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不肖子孙。其实不然，文化大革命刚过，季先生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给我们讲治学方法：当你要研究某个问题时，先要了解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确定自己的突破目标。还召集我们同学开会，交流国内外印度学研究信息。还为我翻译的《惊梦记》写序。师生之情，一言难尽。记者：您心中的金克木先生呢？
韩廷杰答：金先生是自学成才。他没上过学，小时候跟嫂子学过《三字经》、《百家姓》等，还自学外语。他很聪明，很善于学习，年轻时就发表诗歌散文，还翻译过世界语、英语文章。后来赴印度学梵文，还学印度现代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等，在东语系教师中，他出类拔萃。听说“文革”后整理北大档案时发现：北大很早就决定让季先生升任副校长，让金先生任东语系主任。但时机不成熟，金先生任主任一事一直没能实现。
金先生的性格与季先生很不同，季先生不爱多说话，金先生很健谈，我们同学到他家去，他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他的话不讲完，我们无法走开，所以到他家去总要聊很长时间。
梵文与佛学
记者：在您看来，佛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目前，佛学研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韩廷杰答：佛学向来为难治之学，因为研究佛学要涉及历史、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佛教经典很多，宗派很多，这都给研究佛教造成很大困难。
我国保存大量汉译佛经，这是我国的宝贵财富。我国佛教学者主要靠汉译佛经进行研究，缺乏可喜成绩，而且，我国佛教学者，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外语水平普遍偏低。这使我国的佛学研究，很难得到国际承认，尤其是印度原典方面的研究。美、日、加拿大等国规定，报考佛学专业的博士生，必须通晓梵文、巴利文、藏文等，我国佛教学者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我国的佛学队伍应当尽量弥补这方面的缺点。
记者：梵文的佛经与汉语翻译的佛经有哪些差别？
韩廷杰答：一般认为，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从东汉时期开始翻译佛经，唐朝时期达到顶峰，宋以后逐渐衰微。每个朝代都有译经师从事译经工作。历史上著名的译经师有四个，即四大译经师，有二说，一说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另一说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这些译经师的翻译风格很不一样。
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不变样是不可能的。我在佛学院讲过梵文《心经》《阿弥陀经》《因明入正理论》等，和汉译本进行过对比，都或多或少有些出入。如何译经？我国译经师有个摸索过程，翻译技巧逐渐成熟，一般来说，越古的译经与原文的差距越大。
记者：作为一位佛学专家，您觉得宗教与国学有什么关系？
韩廷杰：儒、释、道都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国学。释、道是宗教，大家公认。儒是不是宗教，说法不一。我国的指导思想是唯物论辩证法，“传播宗教”是教徒的事，不是我国公民非教徒的职责。但我国公民应当学习国学，继承我国优良文化传统。如北大历史系办了个“国学班”，儒、释、道都讲，（释）佛教部由我来讲，讲三部经：《心经》、《金刚经》、《坛经》。广州有个“华藏文化传播机构”，主张“将儒道释等东方智慧精髓运用于现代商业运作、企业经营管理、婚姻家庭、人生成长、心性提升中的实践”，他们的授课内容也有《金刚经》，说他们传播宗教，肯定不对，应当说他们在弘扬国学。
我们提倡学点佛教知识，提倡读点佛经，与寺庙里的和尚不一样，他们是传播佛教，我们是出于道德修养、心理修养。佛教所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布施、禅定等，对我们提升道德、身心健康，乃至于建设和谐社会，都很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