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是从研究我国农业问题入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他的学术研究之路昭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农村问题等都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使他成为目前国内最受关注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林毅夫是从研究我国农业问题入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出生在我国台湾宜兰。1979年5月16日，林毅夫泅水横渡来到大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后来，林毅夫负笈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农业经济学，成为1979年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关门弟子。1987年，林毅夫辞去耶鲁大学的工作，回到大陆，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海归经济学博士。回国后，林毅夫先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1994年，林毅夫进入北京大学，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北大经研中心发出的声音，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作为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积极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参与了国家“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林毅夫本人也被舆论视为官方的重要智囊之一。

如今，林毅夫的头衔很多。除了北大经研中心主任外，他还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

专注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走进社会大众的视野之中，这与他在关于“三农问题”上的一系列建言是分不开的。

1999年，针对当时的通货紧缩形势，林毅夫第一次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概念。1998年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比较小和新增就业机会少等问题。并且，这又造成本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来，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又返回乡村。另外，众多乡镇企业在竞争中也纷纷倒闭。一方面，这致使农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另一方面，又迫使早先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又回流到农业中。在这种背景之下，农民收入增长特别慢，“三农问题”也更为突出。

据此，林毅夫提出，“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只有打通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渠道，消化掉城市中过剩的生产能力，才有可能解决三农问题。

为此，他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同时，政府要以财政政策的资金积极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这对启动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为，这一政策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摆脱通货紧缩，又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改变农民观念等。

后来，随着“三农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运动”建议及具体内涵逐渐被国内学界及政府部门所认同，这为今后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支持。

在林毅夫的心里，他一直未曾忘怀中国的农民。他曾说，“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中国的贫困？解决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贫困的一大半。”

对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林毅夫在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突出贡献。

制度经济学研究享誉国际学界

其实，制度经济学也是林毅夫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但他更强调制度的内生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

他一直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形成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信息指标体系，才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卸除国有企业背负的政策负担（包括社会保障负担和执行赶超战略的负担），培育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针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林毅夫指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于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资金动员的能力其实决定于配置的效率。在深入研究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林毅夫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假说。他的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政府的发展战略及其内生形成的政策制度基础之上，并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

林毅夫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也享有盛誉。他最早提出并阐述了被国内学界经常引用的制度经济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诱发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认为，由市场自发诱致制度变迁的这种情况很难出现，因为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搭便车”问题。因此，仅仅依靠诱发性过程所提供的新的制度安排将少于最佳的制度供给，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

林毅夫以其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现实的敏锐观察与把握，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国内经济学家，他也是第一位运用规范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内学者。但是，这位学者也发出了经济研究要实现本土化的呼吁，除了要学会西方的分析方法、掌握数学工具和培养经济学直觉以外，最根本的是要“有文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要有深刻的了解。

林毅夫的学术研究之路昭示，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农村问题等都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也使他成为目前国内最受关注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后发优势理论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成果

提起林毅夫，当然也不得不重提他在2002年时与杨小凯之间围绕着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问题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

杨小凯是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的教授，被誉为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2002年，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后发劣势”问题。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在国内外学界曾引起了一定反响。

林毅夫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撰文进行了全面反驳。他指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主要来源于他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他用这一学说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按照这个学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

在争论中，林毅夫进一步指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他认为，尽管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宪政体制改革，但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却是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这本身就说明技术模仿就能使经济发展得很快。当然，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