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季羡林,南有饶宗颐。

时维秋初,香港酷热。90高龄的饶宗颐,几次安排时间,与我们谈古论今。话题,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学术活动中徐徐展开,还原二十世纪之初至二十一世纪之初今日的百年沧桑,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日再贴近不过。

饶宗颐清癯健谈。作为中华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大师,他的影响遍及大陆、港澳台及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化艺术领域,是中国一个时代的代表学者之一,被誉为“业精六艺、才备九能”的“通儒”。他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始终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具备传统儒者的全部经历,温柔敦厚,一派古学者本色。

他翻译及研究世界最古老的巴比伦史诗,《近东开辟史诗》成为该领域的第一部中文译本。他致力于佛学及中印古代文化交往史等艰深课题的研究,包括古印度梵文婆罗门经典,曾深入钻研《梨俱吠陀》,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为纪念这段因缘,他将书斋命名为“梨俱室”。他在悉昙学上更是独继绝学,在学术界相关领域深受推崇。这些都超出一般学者的研究范围。

饶宗颐感念:“当年叶公老提携了我,更提携了比我年长的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又提携了启功先生”

1917年旧历六月二十二日(阳历8月9日),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一个世代书香之家,饶宗颐呱呱坠地。父亲饶锷是潮安钱庄老板,同时为当地大儒,与二伯父都对佛学和经史素有研究,著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王右军年谱》诸稿及《慈禧宫词百首》等著作多种,家学渊源深厚,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富盛名的藏书楼。

望着襁褓中的男孩,父亲期待他学习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给他起名“宗颐”,字“伯濂”,也是效法周敦颐在庐山创办的“濂溪书院”。在这带有佛学色彩的书香门第和万卷藏书中浸淫成长,饶宗颐终成一代学问大家。

“天啸楼”下,饶宗颐既是藏书家,也是“用书家”,未成年时即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连载于1935、1936年《岭南学报》上。饶锷先生旧稿23卷,其中已编定16卷;饶宗颐先生除“别其类次”、续订外,又加《外编》、《订伪》、《存疑》等卷。此书连同1946至1949年由饶宗颐担任总编纂重修的《潮州志》,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精研创新,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为我国地方志的一个开创性典范,至今仍为修地方志所遵从。而他的上述著作连同《潮州丛著初编》、《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潮州志汇编》等等,又使他成为“潮州学”的先驱。

1935至1937年,不到18岁的饶宗颐以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的学历,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担任艺文纂修。同时受聘的学者多是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如温廷敬、冒鹤亭、冼玉清等。饶宗颐以晚辈后学的资历跻身前辈名家行列,说明他在岭南文史上的造诣已见重于士林,也说明那时不拘一格、任人维才的优良学风。抗战开始后,中山大学避敌西迁至云南澄江,饶宗颐本来应一同赴阗,但因病滞留在香港,由此与香港结缘。

滞港的1939至1941年,饶宗颐协助大学问家叶公绰编《全清词钞》,同时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辞典》撰稿。当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学者,把年纪轻轻的他介绍给了叶公绰,饶宗颐由此邂逅清词,进而在后来的1952至1968年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更由此上溯至宋、唐,深入研究了词学,出版了《词籍考》,与人合编《词乐丛刊》等等。其中《词籍考》是第一部以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词学的著作,对后来研究者有很大启示作用,30年后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

南国的午时让人昏昏欲睡,饶宗颐却兴致勃勃。谈到这段往事,饶先生仿佛回到风华正茂的少年时光,继之又流露出对先贤的深沉怀念。他说,近代香港文化的发展,与叶公绰是分不开的,他召集了一大批文化人来港,奠定了香港文化发展的基础。当时香港的华人富商有古代“养士”的传统,像“南北行”高、陈等老板都邀集了不少前清翰林、进士等“太史公”,在香港大学等文化殿堂任教或著书立说,以自己的财力资助他们的文化艺术活动,使中华文化在香港百年殖民历史下仍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开了香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港大图书馆大门上叶公绰书写的对联“高楼风雨,南海衣冠”,正概括了这样的史实。

他感慨地说:“因缘际合,不可思议。叶公绰先生早年受知于梁士诒老前辈。当年叶公老提携了我,更提携了比我年长的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又提携了启功先生;而可以说,没有梁士诒的提携,就没有叶公绰,没有叶公绰先生的提携,就没有陈援庵先生、启功先生和我本人。我们中国读书人就是这样爱贤爱才、见贤思齐、代相提携、转相为师,中华文化因而百世流芳、发扬光大。叶先生不但学德优秀,而且学识卓越,他还是首先提倡敦煌学的人。”虽逾90,提起先辈恩师,老先生的孺慕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专家叹服:“只要触角所及,饶宗颐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饶宗颐的谈话,昭示了这位饱学之士对“国本”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他在1959年出版的甲骨文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提出考史与研经合为一辙的主张,认为“史”是事实的原本,“经”是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由“史”到“经”就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国古人既研史、更读经,是因为经是史的理论总结,具有普遍性,因而更有指导意义。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经学,所以他对我们民族的古经史深怀难以表达的敬意,研究国学不能亵渎“国本”,要爱惜、敬重“古义”,顺着中国文化的经络本义阐发经史。

1982年,饶宗颐提出从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至2003年归纳为: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研究;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学术界普遍认同这是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前进。饶先生就是在甲骨文中考证出江水之神“帝江”、长江上游的“邛方”,解决殷商统治范围等等问题。

《周易》,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饶宗颐将其视同东方的《圣经》。1974年轰动世界的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周易》抄本,立即引起饶宗颐关注,几年后争取观摩了帛书的影印照片,回港后凭着1974年7月《文物》上仅仅发表的一页抄本的图版,写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一文,提出六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指出马王堆帛书本的卦序与后世通行本的卦序不同,以“乾”为首,继之以“艮”(通行本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将其与“京氏易”八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排序比较,认为马王堆写本开其先河,而通行本卦序与同时代燕人韩婴所传相同,与帛书本出于不同传本;又将帛书本与汉代“中古文本”相比较,认为二者相近,充分肯定了帛书本的文献价值;还将帛书本《周易》与西汉初年长沙王傅贾谊的《新书》中易说相比较,认为“墓中《易经》写本适当贾谊时代,谊在长沙所见之《易经》及传,当为此类,其时《系辞》与《说卦》尚未离析也”。这些至今都是不刊之论。

1992年9月马王堆发掘20周年之际,内地学术界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全文发表了《刑德》乙篇,饶宗颐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份写出《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一文,不但对帛书《刑德》九宫图进行了复原研究,而且对该图中所列诸神名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考证位于四仲的四方神名:“东方木,其神大皋,西方金,其神大皋,西方的‘大’字,必是‘少’字之写误,即大昊与少昊。”简明扼要几句话,就将令人晕头转向的迷惑点明了;接着是破解帛书本北方之神“湍王”即“颛顼”,令人豁然开朗,并指出:“颛顼之名,未见于出土文物,是图作‘湍王’,乃是首次,故极可贵。”这些富于首创性的解读,成为经典性的诠释。

看过屈原《离骚》的读者,一定记得开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但“摄提”是什么?众说纷纭,读者不甚了了。饶宗颐考证帛书《刑德》四隅神名的西南“聂氏”,指出“氏”与“是”古文通用、“是”与“提”经常借用;而“聂”、“摄”通假。结论是:“聂氏”即“摄提”。他从《周易·坎》九五爻辞、《说文》、《公羊传》、《初学记》、《左传》等古籍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然后指出:“摄提星名,本随斗杓所指,《史记》索引引纬书《元命苞》云:‘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能提摄角。’《御览》星下引《天官六星占》:‘岁星一曰摄提’(“摄提贞于孟陬”,即岁星恰值孟陬正月时节),石氏(石申)有《摄提六星占》。聂氏之为摄提,既是星名,亦为神名。《淮南子·地形训》云: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也。为八风神之一,摄提出现于考古材料,此为初次,原亦作‘聂氏’,以往有人认为摄提格为外来语,此可证其不确。”文章发表至今,凡是研究帛书《刑德》的学者,无不认同饶宗颐的见解。

专家们叹服,饶宗颐对马王堆帛书并非全面研究,“但只要触角所及,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只有博学多才的通儒才能达到如此境地”。

论者评价:饶氏治学,“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通儒,学兼中西。饶宗颐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华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审视本民族文化及其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采用的治学方法却有异于传统,因而才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他的标新立异,首先源于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其次是以自己的中华文化之心去深刻理解和感受各不同文化的差异。

饶宗颐跳开中国看中国,所以对“国学”、“国学大师”等提法都有保留。他说,国学就是本国的文化,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文化,把中华文化称为国学,放到世界上就不通了,因此主张称“汉学”或“华学”更准确。他于1995年创办以中文为媒介的大型国际性学报《华学》并自任主编,由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及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至今已出版8期。

他说,研究传统中国学问,最好使用中文撰写论文才不隔膜,《华学》发表的论文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

采访中笔者提到,近年内地有学者一反传统观念,指家喻户晓的忠臣诸葛亮对天下大事看法一成不变,还是大大的奸臣,岳飞不是民族英雄等等。对这些“研究成果”,究竟应怎样看?饶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说:历史人物要放到历史环境中看,《三国志》是晋朝人编的,比如“隆中对”里是出山前的原话还是后代史家归纳的文字要搞清,否则站在后来的角度看当时,就真成了“事后孔明”了。

饶宗颐重视“国本”,又能会通古今中外。论者评价:“饶氏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晓汉语中文和英、法、日、德、印度6国语言文字,对古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这连其本国人都鲜有通晓的。因此他史识广博,了解西方和东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互动认知,不断发明,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观点便为世所公认。

以他在域外汉学传播方面的成就为例,他是编录新马华人碑刻、开海外金石学先河的第一人;是在日本东京出版《敦煌法书丛刊》、在国际学界讲敦煌本《文选》和据伦敦敦煌卷子讲禅宗史上摩诃衍入藏问题的第一人,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已成历史;是在国际上讲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选》五臣注的第一人;是利用日本石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并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是讲有关越南历史《日南传》的第一人;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译译名,并撰写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纪》的第一人;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补缅甸史的第一人;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开阔的国际视野,既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和典籍在海外流传的各种形态的研究,又对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不懈求索。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中,将伦敦所藏这部早期天师道思想秘籍公诸于世,并作出笺注,从而引发了当年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道教研究的热潮。

饶宗颐是第一个把古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与汉语系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发现这种不明语系的图形文字竟然与中国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着许多类似的迹象,为揭示该古老文化演进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历史开辟了新途径。他又比较屈原《天问》与印度、伊斯兰古文献,发现“发问”文学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存在,进而提出文字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的新课题,主张把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上来。因为他了解本民族文化、也了解他民族文化,因而他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他由埃及文化代表作之一的《死书》、波斯诗人将死视作“蜜糖”,联想中国人的生死观,认为“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的极端可怕的流弊”。

他也不是凡事必中国古代第一。比如他研究认为,我们引以为豪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他则与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之父Cyrus于公元前五三九年克服巴比伦后统治万民,在圆筒刻石上明功记德、称百姓为Black-headed　people(黑首)相比较,认为“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黑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

张大千评价说︰“饶氏白描,当世可称独步”。学者对他的书法评价是:“无所不能”

饶宗颐是学术大师、教育家,1935年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抗战后期的1943年至1945年,任西迁广西的无锡国专教授,1946年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1947年至1948年任汕头华南大学教授兼文史系主任,1949年10月起定居香港。自1952年至1968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1968年至1973年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73年至1978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至退休。这期间,他先后赴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及北京大学、台北中研院等多所大学、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并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儒林汉学奖、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建院125年来第一个人文科学荣誉国家博士学位和法国文化部艺术及文学军官勋章,2000年获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香港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饶宗颐还是艺术家。

饶宗颐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讲,近代学者往往受哪个国家、哪个学派影响,我则尽量多些接触各国、各学派的学者,包括在美国1年,日本4年,新加坡5年,英、法、西班牙、印度等地几个月。到那里潜下心来研究当地的课题,决不一知半解就以为窥见全豹,自鸣得意”。他说他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学术道路,而有人则形容他是“没有出家的苦行僧”。

他讲过儿时的一段往事:那时刚上小学,回家路上的街角有一位画师在画白描,小小的他好奇又羡慕,每次都站在一旁看得入神,久而久之画师被这个小童所感动,说:“来来来,我教你。”于是他就学着用白描的手法画起佛像来。因此他自幼与佛结缘,同时也与佛学、学术结缘。他选择了做学问,但钻研精神有如苦行僧。为了研究一门学问,他可以跋山涉水,到发源地考察。为研究敦煌艺术,多次往返莫高窟;为解读敦煌乐谱,刻苦学习古琴;为解决问题冥思苦想,饭不进、茶不思、觉不睡,在别人看来仿佛入定。他对很多学问都有兴趣,为了外国古代的一些问题,他穷追不舍,专门学习他们的语言,甚至用上几十年找到答案。漫漫求索过程,只有自己知道其中艰辛与曲折,苦闷与快乐。

恒心、凝志、思辨、博览、实证,是他学术成功的几个关键。

他很注意身体健康,他说做学问是苦活,没有健康的体魄便无法做好学问。他的养生之道是从20多岁起就每天打坐,练书法,画画,既抒发胸怀,也锻炼体魄。当他与笔者握手时,我们总感到他的手温暖而极为有力。
1995年,饶先生的故乡潮州建立饶宗颐学术馆,表达了家乡人民对这位大学问家的崇敬;2003年,香港大学建立饶宗颐学术馆,饶先生将数十年积累的两万多册珍贵藏书和一大批书画作品捐赠大学,化私为公,嘉惠士林。而这一年十月,收录他70余载治学生涯中主要学术研究论著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也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全书14卷20大册达1400万字,分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及诗词等领域。饶宗颐以年近九旬的高龄,在2001到2003年间亲自参与披览、校阅全部文稿,因劳累过度发生轻度中风,经医生和家人医治调护,不久便康复如初。

如今他虽年过90,仍继续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2006年饶先生90岁,香港大学及其饶宗颐学术馆自年初以来率先推出饶先生书法、绘画系列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本港九大院校以及内地、澳门等方面,先后分别和联合举办展览、讲座、学术讨论会等各类活动,表彰、弘扬他在传承、丰富中华文化事业上的卓越贡献,表达了各界对这位大师的尊敬,蔚为中国文化界和学术史上一大盛事。

得益于他的高寿,饶宗颐在退休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岁月里,除继续学术研究,书画创作有了更多时间,取得卓越成就。因他是世界级知名汉学家,过去不少人以为其艺术创作只是治学之“余事”,但近30年来,他在书画创作上新法迭出,使行内外人士公认,其成就绝不在学术之下。黄苗子认为,饶宗颐绘画之所以“落笔便高”,是和他广博的学问分不开的;美术史家万青力认为,饶宗颐绘画已超越传统“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极其罕有的“学者画”。

饶宗颐说,他幼年跟随金陵杨栻先生学画,杨先生家藏海上任伯年氏绘画盈箱,得以时常临写,且皆为抵壁挥毫,故至八十以后,仍能纵笔作巨幅人物。他的师古作品,大多数已不是对摹原作,不追求亦步亦趋的形似,而是在其中掺合了他对古人作品的独特理解与体会。他的山水画不论写景或造景山水,都发山川之壮美,写天地之灵秀。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即因学术、艺术交流或研究,游历亚、欧、北美、澳洲诸地,所见所闻一面发之于诗词吟咏,一面以写生簿相随,归来据此形诸丹青。他在巴黎观摩研究伯希和昔日从敦煌运走的经卷,从中发现卷背及卷尾唐人所绘白描画稿;又数度亲往考察敦煌、榆林壁画及楼兰、吐鲁番等地木简,故垒残壁,流连往返,著成《敦煌白画》一书及一批敦煌学著作。其人物画,能于任伯年、张大千诸氏外,别开一径,张大千评价说︰“饶氏白描,当世可称独步。”

学者对他的书法评价是“无所不能”。他自叙自髫龄习书的历程,从唐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入手,然后汉张猛龙碑、晋爨宝子碑、唐欧阳询化度寺碑等处植基,参以宋人苏、黄、米三家以广其趣;至于甲骨、金文、简帛及两京碑碣,皆摄取其意。故不论篆隶楷草,皆能于古人笔意之上发展。他对敦煌书法也有专攻,曾选取巴黎所藏敦煌经卷精萃编为《敦煌书法丛刊》29册。他对前人书画艺术的高度观察力及转化能力,使他的书法能够写出各种不同形象,但却又能保持强烈个人面目,包括把古代一些不是书法家所写的字,变成他自己面目的古文字书法。

70岁前后,饶宗颐画风转变,不论山水人物及花鸟,都突破古人的规范,纵笔自如,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今90高龄,创作力依然惊人,在敦煌风格的绘画上,发展出一种使用其独特苍劲老辣的笔势绘写敦煌壁画的画意,不求其形似,而神韵直追北魏、隋、唐,为敦煌绘画开了一个新的路向。2006年,他提出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说,他一面撰文讨论,一面用他独特的笔法与墨法,去为西北地区山水写照,作为山水画“西北宗”的实践。

香港大屿山昂坪,有一处著名的游览景点,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心经》简林植立于此。这是饶宗颐2002年创作并赠予香港市民的,特区政府将其设置在开阔地。晚年饶宗颐,似乎更留恋年轻时代踏足的祖国名山秀水。他近年创作的《四山佳处》四巨屏,包括了广西傜山、西岳华山、雁荡小龙湫及四川剑阁。

饶先生告诉我们:《心经》核心义旨是“无罣碍”,它启迪世俗社会的人们多些精神的澡雪,少些物欲的追求。

这是何等情怀!

2000年，饶宗颐先生（右二）与任继愈先生（右一）、季羡林先生（左二）、周一良先生（左一）在北京。  　(照片由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