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的讲座很受读者欢迎。（资料照片） 戴焱淼
学语言是为了打开另一扇窗 除了勤奋外没有第二条方法
文汇报：很多人都知道季先生会十二种语言，你也会很多种语言，除了英、法、德、日等常见语言外，还能看或能说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等。你这些外语是怎么学的？
钱文忠：我觉得我们的语言教育，包括我们本身的中国语言教育，也包括外国语言教育是失败的。老一辈学者的英语水平我们都知道，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英文水平、英语教育水平在下降，以至于现在我们觉得学一种语言好像里面一定有什么诀窍。在《百家讲坛》马上要开始播出的《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里面，我引用了季先生在1930年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英文入学考题，北大的英文考题是把李后主的一首词翻成英文！
实际上我们学语言除了勤奋没有第二条方法。季先生曾经讲过，学语言的要求有三点。一方面，对一般的语言来讲，要求你有天分，你没有天分的确学不好。第二，你还要勤奋。季先生认为这是一半对一半。他曾经讲过要“聪明人下笨功夫”。那么学最困难的语言呢？像学梵文，季先生曾经讲过“要最聪明人下最笨的功夫”。最聪明的人容易找，下最笨功夫的人也容易找，但要兼具这二者的人太难找了。你如果还要学一些在中国没有办法学的语言，那还要有机遇，比如能够出去留学，像季先生到德国留学就是个机遇。所以，他讲学语言要“天分”加“勤奋”加“机遇”，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实际上季先生在教我们语言的时候，包括我到德国留学的时候，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要学会游泳，那就把你推下游泳池”。我们在学外语时，包括季先生在教我们外语的时候，是尽快地进入原点，每一个语法通过不断地阅读去尽快熟悉它。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我现在在教学生的时候，特别强调背诵的功夫，就是有一些文章你要去背，去背几百篇短文。有一本《梵文语法》我是大致可以背的。
不过，我必须说明，我确实学过十几种稀奇古怪的语言，但是，离开“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有一些语言，我也逐渐淡忘了。我很难过，我对不起自己曾经的付出。我非常难过。
文汇报：很多人都受困于语言教育问题，觉得学一门外语都很难，何况你会那么多种语言，看来大家对学习语言有很多误解。
钱文忠：那天苏州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说一定要采访我，就说一句话，用梵文说一句“苏州人民好”。这就是对语言的一种误解。在那时候谁知道“苏州”梵文怎么说？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坐飞机去印度，你非要我用英语说，我只能说坐“铁鸟”去印度，那时候没有“飞机”这种东西。我们现在把语言都看作一种工具。学好语言原来是为世界革命服务的，后来是为改革开放服务的，语言本身变得没有价值。其实语言本身有很重要的价值。我始终认为语言本身是有本体意义的，学语言是为了进入另一个世界，为你多打开一扇窗而已，至于那扇窗外面是什么，它肯定有东西，也许是繁花似锦，也许是一片沙漠，也许是一片雪山，但是毫无疑问，它跟你所坐的房间里的景象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语言的价值。
文汇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在1960年招过一届，然后就是1984年的这一届了。此后好像也还招过一届。季先生在你之前很多年，都没有招到梵文、巴利文专业的学生。你在中学时代和季先生通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1984年决定恢复招收梵文巴利文本科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是否感到过枯燥？
钱文忠：刚开始时有，但慢慢学进去就不觉得枯燥。你要是真喜爱一个东西的话，用季先生的话说，一种很枯燥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学出一种美感，在过程中你会带着一种审美的心态去学习，那你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好像我们欣赏一种抽象艺术，开始我们会觉得枯燥，觉得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你一旦进入了之后，会觉得其妙无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文汇报：那你的学生中有没有对梵文巴利文特别感兴趣的？
钱文忠：有，但他们始终把梵文、巴利文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比如哲学系的宗教专业有学生来学，有一两个学生学得特别好。包括还有一些搞中国文学的、搞音韵学的学生来学，但都学得比较短，就一个学期或者一年，只是能够给他们多提供一种可能性而已，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够实现多少，这要看他们个人的造化。
文汇报：这种语言怎么学？
钱文忠：梵文、巴列文是一种拼音文字，都是印欧语。
用减法讲玄奘得到加法的结果 为大家找回被遮蔽的文化伟人
文汇报：你是《百家讲坛》栏目最年轻的主讲人之一。王元化先生看过《玄奘西游记》之后认为：“我觉得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乱下结论，或讲一些搞笑的东西，但一集集看下来，印象很好。他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都一步步给发掘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
我觉得你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玄奘，跟我们看到的名著《西游记》和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记》里的玄奘不同。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玄奘，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钱文忠：第一，玄奘出生于没落的世宦家庭、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他的身上汇聚了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第一是特别聪慧，第二是非常勤奋，第三他志向高远。他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纯粹的一个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一切的人，当然在他的心目中，真理是佛教。他之所以在中国被不断地娱乐化，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他不理解。在传统文化中往往倾向于把知识当作是一种交换的工具，比如我们原来常讲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或者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跃龙门”等。难能可贵的是，玄奘在回国之后，他从来没有动过这个脑筋，他没有用他在印度求学获得的成果去获取任何世俗的东西。他不但没有按照唐太宗的要求还俗去担任官职，连当时佛教界的高级职务都没有担任过，他只不过是担任了大慈恩寺的方丈，而大慈恩寺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寺庙。我们大家都不理解他，他这样不惜一切悉心求法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为追求一种真理。他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他是在超越的层面发现价值。这一点对我们这个实用主义非常发达的民族来说不好理解。这个人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在唐朝都知道这个人，但是很快就被娱乐化了，被消解化了，因为我们觉得他实在太怪了。而一个太怪的人，是很容易被娱乐化的。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中有“圣愚”的传说，大家都觉得他很滑稽，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傻子了，我们都不理解了。玄奘实际上在中国很难逃脱一个命运，就是被消解、被娱乐化的命运。
文汇报：你这个观点很新鲜，也很有见地。那你觉得今天讲玄奘有什么现实意义？
钱文忠：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非要追问一个历史人物有什么现实意义，但是玄奘这个人我觉得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对玄奘最好的评价实际上还是鲁迅先生的话。其实我们原先只是仅仅把玄奘归为舍身求法的人。我们解释《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这篇课文的时候，也把玄奘仅仅归结为舍身求法的人。实际上鲁迅讲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玄奘都符合，而鲁迅先生最后把他归结为“中国人的脊梁”。我想玄奘体现出来的精神和他为这种精神所奉献出来的一生，本身就是一种“中国人的脊梁”。我相信一个民族没有这种脊梁，它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
玄奘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在人类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人物。前不久，我有幸在西安拜见大慈恩寺方丈增勤大和尚。他去年访问了印度。他告诉我，到马路上找十个印度人，根本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的有八个，没听说过玄奘的人不会超过两个。在印度，佛教的代表人物成了中国的玄奘。增勤大和尚就很惊讶。这种情况后来大概只有一个人做到了——加拿大的白求恩。在中国的历史上到底有多少真正国际性的人物？有多少真正超越本民族的文化范围，在世界范围留下过影响的人？玄奘是很少见的一个。
文汇报：实际上，玄奘这个被娱乐化了的人物已经很难再改变过来了，玄奘的形象完成简化为唐僧了，你怎么把玄奘再归回玄奘？
钱文忠：我在《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的时候实际上有这样的考虑，讲历史人物很容易做一个加法，会加入好多戏说的成分，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历史本来就已经丰富多彩，你用减法就够了。应该去除掉一些无根之谈，用减法去讲，把历史最精彩的东西讲出来。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会显得比较单调，像玄奘这样的人物，他本身的价值是怎么体现出来的？他的价值是在隋唐佛教史和隋唐中外文化交流史、隋唐文化史这样一个三维的背景之下凸显出来的，所以把玄奘的经历去除掉神话部分，做一个减法，把它干干净净地抽出来，抽成一个骨架，同时把他这个人的一生融汇在大唐盛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佛教史、文化史的背景下讲，他就会比较丰富。实际上《玄奘西游记》这部书对一些非专业的读者来讲，也可以视作是隋唐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最起码是中印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国和西域的文化关系史，或者隋唐的一部分文化史来读。
文汇报：你是用减法，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钱文忠：当时《百家讲坛》叫我讲的是《西游记》里的玄奘，但我把它讲成了玄奘的“西游记”。我倒过来讲，因为我觉得《西游记》本身没有什么可讲的。我比较欣慰的是，我没有剥夺掉中华民族已经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形象，我没有对大家喜欢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言以蔽之曰：“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去评价过这些。我只不过为大家找回了一个原来存在过，后来被遮蔽、被遗忘的文化人物，为我们这个民族找回一个真实的文化伟人。我用减法讲述历史，但是我得到一个加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