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京、上海或者深圳？

　　“都不会有太大差别。”汇丰直接投资亚洲董事梁英杰认为。

　　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小锋则认为，目前谈PE中心之争还为时过早。“中国的PE发展还处在婴儿期，现在就去谈它未来会否出现老年痴呆症不是太不合时宜了么？”他认为，中国各个城市目前的PE热潮，“只是各地政府想要积极推动PE事业发展而已”。

　　Partners Group副总裁曾祺林认为，真正的PE中心应该是“实际掌握资金，比如基金中的基金的地区”。由此他觉得北京会是个“天然的选择”。这里有居控制地位的金融业以及配置资源的能力。

　　深圳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也指出，以后端投资、并购为主要业务的PE中心，“只会出现在上海、北京这两个传统的金融中心”。因为PE业务跟资本市场、银行的关系紧密，因此这两个金融中心聚集大量“PE基金”的可能性比较大。在美国，PE基金主要集中在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这些金融中心。

　　陈同时指出，以早期、科技型企业为主的VC投资，“则只可以说某些城市比较发达，而不会出现所谓的中心”。而哪些城市可能VC会比较活跃，则和当地的创业活动是否活跃有关。“有些城市，既没有大学群，也没有足够多的创业企业，怎么可能吸引VC基金进驻？”

　　尽管天津有明显的政策助力，但何小锋也指出“先行先试可以，用政策来表明独一性则是荒谬的”。

　　地方反推浪潮？

　　从表面看，中国很多城市都想做“PE中心”，是因为这个领域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变得“很性感”，其背后的推力远不是追赶潮流那么表象化。“PE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其对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以及社会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其对技术转移、企业管理的有效化等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推动，更是各城市吸纳PE、VC们的直接动力。

　　过去两三年里，一批由VC、PE投资的企业带动了地区整个相关产业的发展的案例开始集中出现。以无锡尚德为例，带动了苏州以及周边地区太阳能行业的整体性发展。“在中国各个地区都在谋求产业转型的时候，PE这种产业重塑能力应该是各地政府最看重的。”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而在银根紧缩的政策下，PE开辟的直接融资就变得尤其重要了。

　　但何小锋对此的剖析则更为尖锐。他说认为地方政府这种自下而上的PE实践，是在中央长期不能制定出相关政策的情况下，不得已为之，“是市场需求对不符合其要求的管理制度的讽刺”。他说，中央有关于发展PE的政策，已经制定了10多年了。“到目前为止，真正做出来并开始运作的产业基金其实就渤海一家。”

　　在本土PE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看来，目前国内私募股权投资业发展面临着三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一是资金来源，目前进入的钱大部分是短钱，而更重要的一些资金来源，比如社保基金等才刚刚开始运作；二是注册形式还没有统一的操作办法，有限合伙制企业是否能够作为上市公司股东，还没有明确规定下来；三是税收问题，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对于GP和LP都有税收优惠，但国内目前对于这一块还没有统一、明确的政策和操作办法。天津、上海等地都是采用引导基金补贴的办法来实现税收优惠，深圳即将出台的优惠政策预计也将采用这一办法，但这并非长远之计。

　　据了解，目前在创投企业税收优惠方面，唯一一个全国性的政策是，根据修改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看重投资机会

　　梁英杰认为，PE选择在哪里立足，“取决于投资机会集中哪里。”当前除香港外，北京、上海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深圳主宰着中国的PE市场专业地位。目前北京、上海集中了全国主要的PE机构，只有少数PE机构选择此外的城市设立办公室。而深圳，由于离香港太近，大多数国际性PE机构都选择了在后者设立自己的区域性最高办公室。

　　曾祺林说，“从人口规模上看，中国的每个城市都相当于一个国家，因此它们都有可能覆盖广义PE的某个频谱。”从这个层面上说，天津、北京、上海以及深圳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PE中心”。

　　软银赛富合伙人林和平此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中国市场深度很大，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投资机会。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依据其各自优势，找到合适的定位，发挥自身优势并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