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的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即所谓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关于调整的原则措施，李先念一共提出了十二条[1]：

第一，   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

第二，   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协调起来，使商品供应同国内购买力和对外出口的增长相适应。

第三，   在重工业中要突出地加强煤、电、油、运和建筑材料工业的生产建设，以保证其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   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认真调整工业企业。

第五，   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使建设规模同钢材、水泥、木材、设备和资金的供应可能相适应。

第六，   引进要循序前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

第七，   我们要多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最可靠、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扩大出口。

第八，   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

第九，   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解决好劳动力安排问题。

第十，   必须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

第十一，           切实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

第十二，           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

此外，李先念还在报告中用相当大的篇幅专门讲述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但由于从发现问题到统一认识，下决心解决问题通常要有一定的时滞；统一认识之后到政策制订又会存在一定的时滞；而政策制订到实施也还会有一定的时滞；政策实施以后等到发挥作用又需要一定的时滞。所以，尽管这次的经济过热问题发现的还算比较早，但是经济过热的势头还是发展了一段时间。在前两年紧缩效果不够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为了加大紧缩力度，国务院于1981年1月29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做出了八条规定[2]：

（1）       严格信贷管理，坚持信贷收支平衡，切实保证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

（2）       重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的原则，严格禁止把银行信贷资金移作财政性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所有企业不得用银行贷款弥补亏损。

（3）       管紧用好贷款，促进企业调整。凡是国家决定停建缓建的建设项目，生产有关设备的企业，要立即停止生产，银行要停止有关贷款。

（4）       压缩物资库存和商品库存，减少流动资金占用。

（5）       重申信用集中于银行的原则。一切信贷活动必须由银行统一办理，任何地方和单位不许自办金融机构，不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不许自行贷款搞基本建设。

（6）       实行利率统一管理，区别对待的政策。

（7）       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

（8）       努力增加生产，搞活流通，切实抓好货币回笼。

总起来看，在1979～1981年的三年调整中，紧缩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2）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3）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并向企业强行推销国库券48亿元。

最终在上述政策措施的作用下，通货膨胀率终于于1981年开始下降，并于1983年初达到谷底。对外贸易也由赤字转为盈余。

表1  1978～1983年宏观经济运行概况（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7年）。

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及以前为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这次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而调整的方法仍然是依靠计划手段，甚至在紧缩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反而有所强化，因此只能说是计划调整，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当时我们甚至连什么叫做宏观调控都还不知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过程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已经意识到了我国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等方面存在问题，于是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小组、技术引进研究小组，还在于光远先生的提议下成立了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

四个研究小组成立之后，不仅抽调了各相关部委的政府官员，而且还组织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首次对国内外相关经济情况做了大规模的集中调研。其中，以马洪、孙尚清为首的经济结构研究小组，在大量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下册，马洪、孙尚清主编）一书，将调研成果予以公开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被国外经济学家称之为“（新）中国第一部用数字说话的经济类著作”。

为了彻底解决管理体制问题，1980年，在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解散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时，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被保留下来，成为了财经领导小组的体制改革办公室，后演变成为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央高层的主要注意力也逐渐从眼前的经济调整逐渐转向了长远发展规划和体制改革方面。此外，为了加强决策的科学化，防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国务院还先后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任总干事，马洪任副总干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任总干事、孙尚清任副总干事）以及价格研究中心（薛暮桥任总干事，为测算价格改革方案而设）。

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此次波动基本上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但已经开始的具有某些由经济改革利益格局变动带来的特点，因此人们把它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经济周期。”[3]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宏观调控摇摆不定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一战略目标，最初是邓小平先生受日本经验的启发而提出来的，后于党的十二大上得到确认。

当时提出的具体增长目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起初，一些人对此目标表示怀疑，理由之一是所谓“基数太大”，难以实现。为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带病撰写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一文。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和各方面的广泛认可。人们渐渐认识到，“翻两番”是有可能的。

按照原定计划，1980年～2000年的20年间，前10年是打基础，后10年实现腾飞。但是到了1984年上半年，三年调整的任务已经接近完成，农村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扭转了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于是乎，人心振奋，许多人以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加快发展了。

在当时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各地开始为“翻两番”而大干快上，经济过热的苗头随之再次显现。当时又恰逢建国35周年大庆，有人提倡“能挣会花”，于是，一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纷纷突击提高工资、乱发奖金和服装等消费品，为已经过热的经济形势火上加油。

再加上当时的专业银行体制存在着“吃大锅饭”的毛病，即“存款向上交、贷款向上要”，而中央银行给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又是以上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为基数，于是，新独立或新成立的各家银行之间也纷纷出现了竞争性放贷、送贷款上门、人为扩大基数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货币供给的迅速增加，通货膨胀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明显上升。

1984年12月，当时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组成了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建议中央采取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稳定经济，以保证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预定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出台。

起初，时任总理赵紫阳赞成加强宏观调控的主张，从1985年上半年，国务院连续召开了3次省长会议，都是要求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虽然会议提出的措施正确而及时，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矛盾，具体措施一时难以落实。与此同时，信贷和工资总额的失控，使得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出现“双膨胀”现象，双紧政策收效不是很大，导致198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出现“超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