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世纪90年代后期～21世纪初：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新一轮宏观调控

1995年，我们根据国际金融危机风潮和国内金融形势撰写了一个内部报告，题目是《警惕金融风潮，早采防范措施》[9]，意在提醒中央政府注意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1996年，我国经济学界开始讨论经济运行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此后，又叠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运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

1997年7月1日，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爆发。在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此时，中国政府对外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的是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市场信心，然而也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风险，我国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所确立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无形之中被“固定”了下来。在其他国家货币纷纷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不贬值就意味着我国的外贸出口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于11月底在广东、海南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如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教育投入等[10]。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根据国务院分管领导的指示，成立了“国际金融风潮追踪研究小组”，提交了一系列的追踪研究报告。

1998年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年初朱总理提出的“保8”目标。所谓“保8”就是要确保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当“保8”目标提出以后，全国从上到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竭尽全力，甚至连一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也都用上了。为此，我们在年底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速度指标不应当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而应当是指导性的、预期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11]

从1999年开始，中央政府不再硬性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改革方面。1999年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有：首先是国企改革，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当时还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再有是住房体制改革进入到全面实施的阶段。还有就是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的14000亿元不良资产，为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做准备。

从2001年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的一轮快速增长期。带动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是，此前一个时期我国的城市化步伐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因此带有一定的补偿性质。二是消费结构升级。比如：人们开始追求汽车等高档消费。三是房地产业发展。这其中包含有住房改革等因素。四是出口快速增长。这其中既有世界经济形势大好的因素，也包含了加入WTO的正面因素。此前人们原以为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会很大，但实际上，至少从短期来看，负面影响并不如原先预想的那么大，相反，出口的快速增长说明了其正面效应比较大。五是地方政府换届因素。因政绩考核偏重于GDP增长速度，因此地方政府抓投资、促增长的冲动很强。此外，中央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国债项目”也起了很强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大大缓解了经济增长中的“瓶颈”制约。总之，在这样一些主要因素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的一轮快速增长期。

2002年，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曾经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但当年，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增加了632.97亿元，而2001年只比上年增加25.27亿元），国债发行额猛增（增加了1176.47亿元，而2001年只增加了329.94亿元）[12]。

2003年上半年，有专家开始提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出现过热的问题。一是有经济学家在4月份国务院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还有就是前不久去世的国家开发银行的王大用先生，他过去在人民银行的政策研究室工作过，很敏感，当时他发现信贷增长过快，就去找央行的一些老领导反映这个情况，认为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太快，要引起注意。

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旨在抑制房地产过热、房地产信贷增长过快的“12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发出了紧缩的信号。然而“121号文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我个人认为大方向还是对的，是在用市场化的办法、用货币政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它很快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前所未有的抵制。

与此同时，由于SARS的冲击，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如何防治SARS问题上，还有人担心SARS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所以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13]。不仅紧缩信号一度中断，停止了踩刹车，反而还加了一脚油门，又把经济往上推了一把。下半年，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

2004年，由于1、2月份新开工项目迅速增加，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非常明显，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先是4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表示要继续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紧接着，4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宣布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提出要把好两道“闸门“，一个是严格控制信贷——甚至还出现过“紧急停车”事件，再一个是严格控制土地――启动了“地根调控”。此后，还处理了著名的“铁本”事件，启动了行政性调控和产业政策调控。

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两年在10%以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终于开始淡出，国债规模有所减少。此外，议论已久的汇率改革也终于出台，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开始扩大，并小幅升值。但是，在调控力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依然继续攀升。

2006年，不仅是房地产价格继续攀升，股市价格也开始出现暴涨，环境问题也更加凸显。8月，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环保总局、安全监管总局、银监会等五部委以特急件形式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在一个月之内对违规开工建设的项目进行清理整顿，钢铁、电解铝等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成为清理重点。年末，中央提出要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在货币政策方面，紧缩力度有所加强：首先是4月、8月，2次加息，各0.27个百分点；其次是7月、8月、11月，3次上调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最后是5月、6月、7月、12月，4次定向发行票据，共计约4100多亿元。

2007年，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再次加大，频度加快。迄今为止：首先是3月、5月、7月、8月、9月，5次加息，各0.27个百分点；其次是1月、2月、4月、5月、6月、8月、9月、10月，已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准备金率已达到13%――所谓历史最高水平。最后是3月、5月、7月、8月、9月，人民银行5次定向发行票据，共约56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