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田丽
嘉 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夏斌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就像是风向标一样，一年一度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历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去年12月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着重提出了3大热点问题，即防过热、防通胀、紧银根。在货币政策上，则由前两年的“适度从紧”改为“从紧”，即紧缩银根、从严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政策。这是自1997年以来10年中的第一次。
中央为什么10年来首次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基于目前怎样的经济走势而做出的判断，其中有着怎样的背景和缘由？它会对百姓今后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该如何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本报记者约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请他们发表见解，以帮助读者从不同角度加强和完善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应对通胀货币政策须从紧
记者：两位专家好。近20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进行过多次调整。此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强调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樊纲：情况就是出现了大家都看到的这些问题，第一确实增长速度较快，而且仍然具有可能变成过热的这种情况；第二，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货币比较多，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然后就是通货膨胀率，2007年比2006年要提高了一大块。
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稳定，贸易顺差开始趋于缩小，唯一比较头疼的就是通货膨胀，消费品价格居高不下，主要是食品涨价造成的，今年元旦国家领导人到基层视察，第一关心的就是肉价。
千万不要以为货币越多越好，因为这不仅容易引起通货膨胀，还容易引起股市和楼市资产价格的膨胀，或者说是“资产泡沫”，所以政府很重视。很大程度上，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从控制货币入手，试图控制物价，来防止经济过热。防止产生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防止产生经济危机。要知道经济危机的定义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过热之后出现的危机。社会整个需求开始萎缩，市场通过危机的方式清理过剩的生产能力，当年经济学资本主义，就是砸机器，倒牛奶，就是在消灭生产能力。
因此目前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形成太多的过剩生产能力，为后面的经济软着陆创造条件，谁都不希望看到崩盘。
夏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着力强调“必须坚持内外协调，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促进我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这表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仅是取决于国内因素，还受制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冷暖变化。
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度如此高的情况下，海外能源、粮食价格上升压力在加大，对国内物价的输入效应必然会逐步放大。同时，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结构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由贸易顺差引起的国内流动性多，以至对物价及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可以肯定地说，仍是2008年经济中的一大问题。就以上背景因素就可以决定，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在明年不可能松，只能是紧。
至于说物价上涨、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症下药的药方是什么？可以深入研究，但货币多，起码是可能引起经济过热和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必要条件，因此，采取“从紧”的预防性的政策导向，是必需的。
紧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记者：货币政策不仅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走势，更影响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意味着会使经济增长放慢，从而会对百姓带来一系列影响，比如就业、购房等？
樊纲：经济增长过快，慢下来一点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吗？采取调控政策，又这也不可以慢那也不可以慢，那是干什么啊？当然要慢一点。但我相信誰都不想让经济停下来不增长吧，而且现在放慢一点，正是为了换来长期稳定的增长，这个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2007年是中国经济增长不错的一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投资又稳定发展，投资增长速度扣除价格因素约在22%的水平，这个速度已经持续了六七个季度，没有加速增长，说明比较稳定。中国的经济，投资增长稳定，就基本稳定。从企业层面看，供销两旺，企业利润率都比较好，应该说是不错的，虽然通货膨胀高了一点，但是迄今为止通货膨胀主要还是在食品范围内，还没有扩散，当前仅仅是采取一些措施防止扩散。
这样经济增长的局面不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2003-2004年投资过热时期积累起来的过剩生产能力经过两三年持续高增长也会逐步被用了起来，增长速度应该适当下降，现在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局面，是跟前几年实行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关。
经济学永远要问这几个问题，假如不采取这个方案，还采取哪个方案？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但是要在两个方案中比较哪个方案更好，这样一个局面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部分中小企业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长期增长的空间，应该是成功的。
股民们（以及一批股评家们）总是希望股市越高越好，但要总是一个劲上升的牛市，后面的灾难就会是巨大的。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之前，也是经济过热，股市大涨。报纸上甚至登过这样的说法：耶稣基督如果活到今天都愿意在一个证券公司里面当会计，然而接着股市大崩盘。紧随其后的是长达10年经济危机，又打了一次世界大战，供求关系逐渐实现平衡，世界经济才开始重新增长。
所以现在的调整和紧缩，从长远来看，也许是好事，我们回过头来看前期的调整，包括房地产，一开始都受到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回过头来看，财富是继续增长的，没有什么人在危机中破产倒闭，这就是最好的状态。因此我们应该强调希望速度稍微慢一点，物价稍微稳一点，顺差稍微少一点，节奏稍微缓一些。
记者：那么严控信贷究竟应该“严”到什么程度？信贷增长的合理目标应为多少？
夏斌：考虑2008年预期GDP增长10.5%左右，CPI为4.0%左右，加上货币供应量结构中“股民保证金”约占两个百分点因素，2008年货币供应目标控制在16%左右较合适。历史上因贷款规模大起大落对经济冲击的教训很多。因此，为稳定经济增长，考虑近几年金融市场深化后融资结构和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变化的因素，参照历史数据，同时考虑经济其他的结构调整政策效应，2008年的贷款增长目标定为14%-14.5%左右比较合适。按14%至14.5%的增幅，明年贷款规模应在3.86万亿元比较合适。同时应该强调，这是预期目标，不应该是行政指令。因为推动经济与投资增长过快因素不能仅看贷款指标。
如何落实从紧货币政策
记者：日前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四季度例会表示，下阶段将采取多种手段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指导，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要合理运用利率杠杆，注重引导公众预期等。具体来说，应该如何落实从紧货币政策呢？
夏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首先必须适当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包括浮动范围的扩大。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具体的实施中，政策工具无非是数量手段（存款准备金等）和价格手段（利率）。至于届时选择何者，不是简单按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就能成就，即当需要紧货币时，就是加息、动准备金、升值。这仅仅是原则，重要的是操作技术。
2008年从紧政策的调控实施，从数量手段看，除去准备金制度、央行票据外，特别国债与特种存款将是可新选择的手段。到２００７年12月25日，准备金率提到14.5%，尽管达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最高水平，但仍然不意味就没有上调的空间了。所以，只要有必要，一系列数量手段仍是有空间的。
在利率调控上，一方面要看到维持居民存款正利率，是稳定物价预期、稳定市场运行最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套用利率平价理论，必须密切观察外汇管理政策的效应等因素。应该尽快通过对冲与调控，推高货币市场利率，这非常有助于紧缩银行信用和资产规模，从而紧缩企业资金来源中非信贷的渠道。这同样是有利于确保从紧货币政策目标的实施。否则的话，仅仅在限制贷款规模上下功夫，结果仍是事倍功半。
记者：控制信贷只是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治标之策。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过于严格的信贷控制可能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在采取治标之策的同时不伤及经济根本？
樊纲：我相信货币当局会防止贷款大起大落对实体经济的过度影响。但同时，我也认为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了，企业也可以更多地利用各种直接融资的渠道和方式，又可以将社会资金引向实体经济。比如我们过去都忽视了直接股权融资的方式，此外债券市场也需要发展。
记者：面对经济运行中种种问题，我们单靠实行这样一个从紧货币政策，是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樊纲：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就是调整经济的总供求关系，它解决不了经济结构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经济制度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短期政策，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实现比较持久的平衡，实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当前特别紧迫的是要进行一系列的财税体制改革。货币政策只是在给定的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宏观不平衡时调节总供求关系的一种应急措施。
警惕外部冲击带来的不良影响
记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夏斌：不管是解决“三过”问题 （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还是“两防”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应注意四个方面：一是汇率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要并举；二是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控不能完全解决当前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但可以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三是结构调整须抓紧时机，若抓得不力，货币政策将被结构调整的滞缓而困扰，必然出现物价、资产价格和经济的不稳定状况；四是当结构调整不力时，货币与汇率政策不能过分迁就，应该按照“稳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操作货币与汇率政策，勇于暴露经济中的矛盾，加大结构调整的助推力，以此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同时还需要更加警惕的是，2008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对我国的货币调控操作的要求更高了。不能以评估2007年下半年经济偏热的思维，简单用于2008年，即采取一味地收紧银根政策就能对付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从紧政策应掌握好“火候”
记者：不久前，央行有关人士提出，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请问从紧政策应怎样掌握尺度？
夏斌：要考虑到2008年外部的不确定性和内部的2007年结构调整政策的效应，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确实要拿捏好分寸、掌握好火候，防止因矫枉过正而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事实上，这样的怪圈不仅在我国过去出现过，国外也曾发生过。“9·11”事件之后，为刺激经济复苏，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了超低利率政策，美联储连续12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调到1%。结果，稳住了经济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也汹涌而来。5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房价上涨了一倍，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原油期货价格也纷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因此，这次货币调控，方向毫无疑问是紧缩，但具体操作上，要适时、适量，讲究动态性，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
不能否认，全国经济发展偏快和过热是共性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个性问题。因此，建议中央，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公共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扩大消费的政策以及2007年制定的一系列结构调整改革，要抓紧落实。一定要看到，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
记者：请预测一下2008年中国的经济走势。
樊纲：如果不被各种泡沫后的危机所打乱，中国经济还可持续10至20年高增长，因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在，如资本、外贸、储蓄增长。制度改革还有空间，可以释放大量的生产力，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效果正逐步显现，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了能够创新的阶段。但前提是不发生严重的经济波动以至经济危机。
夏斌：我认为，在2008年，只要中央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有可能出现与去年不一样的外部不确定性，和其它结构调整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把握好这两条，然后在每一季度相机抉择，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势，仍会是有惊无险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