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当我们铺陈历史、评点时势的时候，却无法不去关注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者或称“英雄”的表现。很难想象，如果忽略了这些个人，历史的叙事将怎样展开。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三十个年头。回顾农村改革，我们要从家庭承包制说起，要从安徽说起，要从小岗村农民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起。正如许多人所知，小岗村在凤阳县，凤阳县在滁县地区。改革发轫时期，在小岗村农民的划时代创造与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领导人。在大包干诞生的最艰难时期，这个人坚定执着地支持了农民的创造，在省委和农民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长的王郁昭先生。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百年不遇大旱，农民生活更加艰苦，逃荒要饭者陆续上路。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在全区“四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基层千方百计搞好生产自救，战胜灾害。由此，“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作为“秘密武器”浮出水面。万里在听取了王郁昭的汇报后，肯定了这些当时为政策所禁止的做法，并准许扩大试点。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种更加彻底的责任制形式——后来成为中国农业家庭经营基本形式的“包干到户”（农民称为“大包干”），在凤阳小岗村悄然出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王郁昭以地委书记的政治权威支持鼓励这种责任制。在向省委汇报中，王郁昭提出希望把包干到户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予以确认，给“大包干”这个“黑孩子”报上户口，受到万里同志的赞赏肯定。正如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所言：“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都看过，都热乎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它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不过，当时这个户口只是安徽地方户口。从大的政策环境来看，从全国来说，当时中央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政策争论仍在僵持。万里同志离开安徽后，省内政策氛围陡然逆转。新省委领导在会议上说：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方向，对老百姓来说情有可原。对我们县以上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随后，新省委领导表扬了没有搞包产到户的县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也就是说，搞了包产到户的就是反马列主义，就是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矛头直指滁县地委，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首当其冲。在省委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滁县等地区的责任制受到批判围攻。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王郁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已经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在两种政策主张尖锐对立的关头，王郁昭主持的滁县地区没有后退，终于迎来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突破坚冰、凯歌挺进阶段的到来。　

　　农民的选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本动力，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改革的辉煌成就首先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农民群众。农村改革率先从安徽突破，滁县在安徽一马当先，大包干首创于滁县地区凤阳小岗村，继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展示了农民的伟大力量。这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明证。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地方领导人的作用。基层群众的创造或者呼唤，在初期往往稚嫩弱小，甚至因为其异乎常态而被妖魔化，因此，需要识别、扶持、总结提升。这时候，地方领导人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在特定情景下，这些领导人的选择甚至决定了这些弱小的新生事物的命运。如同人们早就注意到的，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产生之初，地方干部的态度和表现是不同的：有致力于打压者，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比如与滁县地区毗邻的省份就写出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有等待观望者，因为他们还不能明确自己的立场，或者真的不知所措，或者在犹豫中考量风险；有积极支持者，因为他们以群众的需要为执政之基，或者因为他们敏锐地感悟洞察到了新事物的生命力，或者因为从朴素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的选择给以充分理解和同情。在这些积极支持者中，就产生了地方的改革家。他们不仅发现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奋力地推动新事物的成长，甚至不惜为此承担风险。因为这些改革家能够顺应农民的要求，扶持农民的创造，因此，农民伟大的创造性也折射着他们的光芒。

　　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参与推动一幕幕宏大的变革史诗的地方改革者不断涌现。检索这个改革者的群体，王郁昭先生显然位列其中。当我们审读这些改革者的经历和作为的时候，能够从中领悟到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改革成就了一些人的辉煌，也中断了一些人的荣耀。这种个人机遇变迁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就其内在机制而言，抛开权力运作本身，核心在于是否顺应了“时势”。农村改革的经验充分显示，所谓时势者，根本上是农民群众的需要。真正的辉煌，是自觉与农民群众站在一起，顺应农民群众需要而动，而不是逆农民群众的需要而动，尤其不是以把握了历史玄机的英明者自居，硬要按照自己设计的宏伟蓝图来规划农民的生活和规制农民的行为。

　　如果说，王郁昭先生对于农村改革的贡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初中期，主要是作为一个勇敢的行动者，即在巨大政治压力下支持和推进农业大包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则主要是作为多有建树的政策研究者。他奉调进京担任有关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以后，作为一个高层的重要政策专家，在农村改革研究方面又有新的作为。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不同时期的重要问题，诸如农村经营制度问题、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合作制问题、小城镇发展、劳动力就业、农村文化建设、贫困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问题，等等。他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政策研究领域和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之一，他直接参与一些重要的高层决策和研讨活动；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他参加政协系统的社情民意调研并在多种场合发表重要意见；作为一个在农村改革方面有突出贡献、有丰富地方主政经验的农村问题专家，他也发表了若干文章和讲话。具体阐述他的研究贡献是困难的。以我个人的有限了解，他在几个重要领域的特殊贡献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家庭经营制度研究。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上半叶，家庭承包经营已经确立为基本农业经营制度，后来写入宪法，获得了法律的保障。应该说，根本性争论已经结束。但是，在政策思想和社会思潮层面上，争议一直若明若暗，时激时缓。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思潮斗争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策思想讨论中，而且直接波及农民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根本的问题是怎样认识农民和对待农民。较大的争论出现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那两年，认为家庭经营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发展方向的思潮很是活跃，农民又开始被当作不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立面而受到批评指责，自上到下要纠正错误的风头相当强劲。这些指责在农民中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王郁昭先生表现了一以贯之的立场。凭借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影响，他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发言，也在一些重要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强调和阐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个制度应该长期坚持不动摇。　
　
　　其二，乡镇企业研究。如同对家庭承包制一样，王郁昭先生对乡镇企业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和鲜明的支持。在他看来，乡镇企业同样是农民的伟大创造。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担任地委书记起，他就明确鼓励支持农民办厂开店。在担任省长时期，他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安徽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并且把阜阳地区作为全国第一个以乡镇企业制度创新为主题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乡镇企业的产生成长本身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动”，因此，从改革早期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乡镇企业曾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多方打压，被指责冲击了国民经济，破坏了社会风气，与国有经济争夺资源，等等。王郁昭先生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言论文章，坚持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辩护，高度肯定乡镇企业产生的历史必然，鲜明地支持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方面的努力。不仅如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也认识到乡镇企业在企业制度、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时代局限，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倡导乡镇企业的改制和创新。　

　　其三，农民负担和收入研究。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农民负担成为头号农村问题。这个问题与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有密切关系，但是本身并不是新经营制度的必然产物。农民负担实质上体现政治关系，是国家与农民之间权力互动的内部机制在起作用。在具体的负担管理中，中央政府曾经制定过“三提五统”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百分之五的政策规定。在具体计算上，人均收入是以乡镇为单位来计提。可以想象，一个乡镇通常有几十个村子，村庄之间和村民之间收入差别很大，但以一个同样的标准来分配经济负担，显然不合理，有时候甚至造成穷村帮富村、穷户帮富户的消极后果。因此，王郁昭提出要改变以乡镇为单位计提经济负担，“实行由村同农户签定负担合同，按农户上年实际收入5%计算的办法，以彻底纠正由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产生的负担不均问题”。他的研究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并直接影响了负担政策的改进。

　　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发现，当时推行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基层干部和农民反映强烈。王郁昭通过调查认为，这几项政策的出台愿望是好的，名义上是为了防止“谷贱伤农”，但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效果并不理想。在粮食紧缺时，国家规定的定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群众称之为“隐形负担”；但在农产品进入相对过剩阶段，国家又规定定购价格与保护价合一，实际上降低了定购价，群众称之为“虚增收入”。由于不适当限制市场流通，顺价销售难以实现，反而影响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这就造成粮食库存急剧增加，新粮变老粮，导致地方粮食部门对银行大量“挂账”。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为此，他写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农民“隐形负担”和“虚增收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的调研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以内部“专送件”直接报告中央领导人。应当指出，在一段时期里，粮食问题已成为政策研究领域中最敏感问题，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碰不得的“高压线”。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王郁昭先生仍然能理直气壮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实属难能可贵。

　　其四，农民就业研究。在传统经济体制里，农民没有就业问题，或者说政府并不把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作为职责。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政府部门关于就业问题的视野里，仍然没有农村和农民的位置。在政策研究领域，王郁昭先生率先提出要重视农村就业问题，并且积极倡导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为此，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达十年。他积极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将就业工作的视野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发起组织了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关于农村就业的试点。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农村就业领域的开拓性工作。　

　　王郁昭先生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旗帜鲜明地倡导了一些新的农村就业政策思想。围绕农民流动就业问题，不仅发生过重要的政策争论，而且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政策制定相当时间内误入歧途。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农民是否有权力自由流动，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的流动就业。我们看到，在一些年里，以农民流动要“有组织”“有序化”相标榜，一系列管制农民的制度安排相继出台和实施，诸如农民外出要经过政府部门审查并办理“外出就业登记卡”，来到异地要办理“就业登记证”，针对农民进城就业设置了严密的行业工种限制，企业招用外来人口要经过审批，等等。更有甚者，还有人身强制性质的收容遣送制度。在所有这些针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政府部门在管制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对农民进行盘剥，或明或暗的收费罚款变本加厉，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了双重的压榨。当这些政策以种种堂皇的名义在酝酿和制定的时候，以王郁昭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政策研究人员就不断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发生在内部场合，也见诸报章媒体。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的政策不断推进，这些歧视性政策终于走向崩溃。　

　　改革者需要什么样的成功因素，总结是非常困难的。大致来说，情怀、智慧、意志、机遇、社会条件等等，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结合农村改革的早期突破，阅读包括王郁昭先生在内这些改革者历经的成功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深刻启迪。以我个人愚见，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其一是，社会责任感或者说道义的担当，在古代贤哲而言是一种“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情怀，这其实代表了一种精神境界。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才能在生活中成为一个真正体察民情、为民请命的人，才能有敢于突破和创新的胆略。其二是，求实的施政态度，或者说一种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的工作风格。有了这样的态度，才能建立或者保持对于社会变化和人民需要的敏感，培养对新事物的洞察力。就我个人的认识来说，包括王郁昭先生在内的那些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有过出色贡献的改革者，他们身上无不洋溢着这样的气质和神韵。虽然，所有的个人都属于特定的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是，在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他们所以能创造业绩的内在逻辑和推动力量是古今贯通的。以王郁昭先生曾经主政八年的滁州来说，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人物中找到这种精神力量。唐人韦应物曾任滁州刺史八年，有诗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他因为有农民外出逃荒而自己内心抱愧，甚至觉得对不起自己拿到的俸禄。这种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成为励精图治的重要动力。宋人欧阳修曾任滁州太守，并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是贬知滁州，在此主政近两年。他受贬是因为在朝廷中敢于犯颜直谏，论事切直，也因为体恤民情，抨击官场虚妄之气，积极推荐范仲淹等改革人士，而开罪一些权势者。不论是考察韦应物和欧阳修这样的滁州历史人物，还是在更大范围考察历史人物，我们都会从中获得某种启发。历史演进本身在不断地提示，什么样的执政者才能为历史所称道，才能为后人所赞许。或许，当年王郁昭先生等人在改革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坚持，自觉和不自觉之间从这些历史情景中受到了鼓舞。　

　　改革时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历史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造就出不同的历史人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改革家。改革家不仅产生于上层，而且产生于基层。面对农民的改革需要，地方改革家和中央改革家的有力呼应，与守旧势力的奋力搏斗，构成了中国农村改革成功推动的核心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地方改革家造就了上层改革家。因为，是基层的探索创新，为那些上层政治领袖提供了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前进至今日，集权结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逐渐松弛甚至散落，基层的自主创新对于焕发社会活力、建构弹性体制越发重要。现在，社会发展快，面临的矛盾问题多，需要制度创新的领域广。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基层的探索创造。基本上，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社会中各方面千变万化的矛盾问题都由上层领导想办法解决；也不能寄希望于那些智慧超人的专家会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体制方案来规定所有方面的步伐。社会发展虽然不无内部规律可循，但是，绝对不同于一个火箭上天或者航空母舰下水的工程，是没有办法被严密设计的。远的不说，农村人民公社的失败本身就证明，试图设计社会发展道路的宏大抱负是何其幼稚，何其不负责任。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半个世纪以前对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仍有重要现实价值。所以，改革的年代呼唤更多立足于基层探索创新的改革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关注改革早期的重要贡献者非常有意义。　　

　　考察万里、王郁昭等农村改革先驱者的精神品质，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是对农民的充分尊重。这种尊重不仅基于同情和关爱。不论是在经济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权利方面，农民都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的这种弱势地位，尤其是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安排所强加的。对于这个群体的同情和爱护，是一个具有起码人文关怀的人应有的品质。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王郁昭先生等改革者对于农民的尊重，不仅是基于这种人文关怀，更是基于对农民这个社会群体的深刻理解，对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殊作用的自觉把握。或者说，这种尊重既基于通常的人文关怀，更基于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思考。我将这种态度称之为“尊农精神”。

　　以我的观察思考，在农村改革中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一些改革家，其思想和行动都贯穿着这种精神。就王郁昭先生本人来说，不论在地方领导农村工作，还是在中央部门从事政策研究，以及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过程中，虽然工作方式和直接对象不同，但是，尊重农民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在地方主政的时候，他支持农民关于家庭经营制度的选择，并为此不惜承担政治风险；在中央部门从事政策研究的时候，他坚持从农民的权利需要出发考虑问题，不断地做出政策建言，勇于批评那些忽视农民甚至侵害农民的政策设计；在从事扶贫公益事业工作中，他继续坚持改革创新，为贫困农民办好事，办实事，为探索中国的NGO发展创造了很多有益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种尊农精神的具体体现。2000年，他发表一篇名为《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减轻农民的精神压力》的文章，提出“农民不仅经济上负担重，而且精神上压力也很大”，因此政府对农民也有个精神上减压的问题。他认为，未能正确对待农民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长期以来农民被等同于“小生产”，自觉不自觉地把农民看成异己力量；第二是说农民“落后”、“愚昧”、“自私”、“保守”，“目光短浅”，甚至把农民当成和平演变的温床；第三是说农民“素质差”。他认为，“说农民保守主要是为强迫命令寻找理论依据，说农民素质差主要对推进基层民主有疑虑”。他认为，农民的伟大创造力已经被革命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旧理论应该清算，要进一步解决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　

　　本人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还是西方古典的“重农学派”，都与“尊农精神”有着重要区别。以往的“重农”主张，虽然各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取向，但其所重视者，都是“农业”。在古代社会中，农业生产所提供的产品和收入，是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军事力量的根本。因而，农业作为富国强兵的本业受到高度重视。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进一步提出，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也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因而需要农业的发展来实现繁荣和富强。在重视农业的大前提下，重农思想和重农学派都提出了对待农业生产者——农民的政策主张，但无疑只是将农民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工具来处理。“尊农精神”所强调的是尊重“农民”本身。不是将农民看作依附在土地上的“落后分子”和走南闯北的“社会盲流”，而是真正地将他们视作社会生活的主人。农民并不是总需要“教化”和“施舍”的子民，而是真正的国家公民，是社会的主人翁。既然农民是公民，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就应当得到保护和尊重，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事实上，尽管现代国家名义上构建起来了，但“公民本位”的意识并没有迅速被认可和接受，“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长期延续；有些即使为情势所迫，摄于民众的力量而不敢肆意妄为，但事实上，在主观上仍然将农民视作子民，认为农民的权利是被赐予的，也是可以任意剥夺的。与此不同的是，“尊农精神”的秉持者则坚持认为，农民的权利、理性和创造性，理应成为引导政策调整的依据，应当让政策去适应农民的需要，而不是改变农民来满足政策的需要。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是该牵着农民走，还是该跟着农民走？在这一问题上，改革初期政策争论中“当好农民的尾巴”的说法蕴涵着丰富的实践理性和政治智慧。可以说，“尊农精神”正是改革家在改革的关头，将农民作为“同胞”、作为公民来对待和尊重的体现。从“重农思想”走向“尊农精神”是不是也昭示着民族繁荣和社会发展，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当农村改革三十年后，中国发展进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尊农精神”中包含的政治文明进步更发人深省。　
　
　　王郁昭先生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而跌宕起伏。大致来说，从1941年参加抗日工作，到2005年卸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凡六十五年。如果粗略按阶段来算，战争时期（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九年，1948年初随大军南下进军大别山，1949年渡江战役后留在安徽开始从事教育科技工作，先后担任安徽大学军代表、安徽师范学院教务长兼马列教研室主任、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兼政教系主任、省科委副秘书长等，共20年；1970年开始从政，先后担任全椒县委书记、滁县地委书记、安徽省长，主政地方18年；1987年开始在中央有关部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来从事社会扶贫工作，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2005年春天，他辞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职务，担任名誉会长。这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社会职务。这一年，他八十岁。

　　有的人一生为官，甚至官高禄厚。但是，追究其政绩，却往往无可称道。不论是古代官场或者现代政界，这样的仕途通达者都大有人在。王郁昭先生显然不属此类。他创造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但是，今天，当他进入暮年，回顾并谈论这一切的时候，却表现得恬淡通脱，甚至没有一句感慨。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境界。我无法准确表述并解释这种胸怀和境界。我联想到一幅古联——“山宽水远烟霞迥，天澹云闲今古同”。

（本文是作者为柏晶伟著《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一书所作的序，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