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落成尘碾作泥，只有香如故”。半个多世纪在弹指之间悄然逝去，周诚教授把人生最宝贵的光阴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他的一批又一批学生，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不知疲倦地耕耘……可贵的是，退休以后的周老对学术研究仍充满热情，兴趣十分广泛，除研究农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问题以外，还涉猎理论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兼议博论。

言传身教为楷模 　

周诚，原名刘起儒，1927年出生于辽宁义县。少年时期因日寇侵华，被迫先后随家迁居天津、西安、成都等地，颠沛流离。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北平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攻读农学，1950年—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农业经济研究生班学习，结业后留校任教。

多年来，周诚教授一直从事农业经济与土地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农业经济学术领域中的资深学者、农业经济系的“四大泰斗”之一，中国土地经济学术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周诚教授曾为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开设过《农业基本部门》、《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农业经济学》、《美国农业经济学》(英文教材)、《农业经济专题》和《土地经济学》等课程。他首先提出农业经济学的对象是“农业生产关系的协调与农业生产力的组织”的观点。他是我国第一本和第二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对该课程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周诚教授对学生的期望是：“年轻学子们应当集中精力学好本专业，但是不要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狭窄知识范围中。希望同学们能够特别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包括基本经济理论、基本工具性学科，都应作为基本功”。 　

“严师出高徒”，周老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方面，而且从“斟字酌句”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抓起。周老最近还应邀为农经学院的学生作了一次《如何克服写作当中的语病》的报告，受到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欢迎。长期以来，他对学生强调“文以载道”，督促他们注重写作方面的修养，除了注重专业问题外，还从语法、逻辑、修辞的角度严格要求。他的许多学生感慨：“跟周老师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而且文字表达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周老师在修改作业时还同学生互相探讨，“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周老以其谦和的为人与严谨的治学风范，贏得了学生们的景仰和爱戴。 　

周老言传更重身教，不仅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的知识，还经常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社会人要有德性”。而且，他自己给学生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已是桃李满天下，如今他却是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坚持每天在家工作8小时。年近八旬的周老精力旺盛，思维活跃。近两年发表了关于经济学概念的正确使用、普通经济学学科建设、“经济人”、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等方面的文章十几篇。

独辟蹊径勤钻研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老就对农业企业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与系统的探索，主编了《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校内用书)，并于1958年撰写了《高级社劳动管理中的基本问题》一书。

在60年代，他研究的重点课题是农业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他对社会主义农产品成本的内涵、实质、农产品的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等问题作了明确界定和深入论述；特别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农产品成本》一文中，力主以标准报酬对农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消耗进行货币估价，即用等量货币代表等量劳动，从而使农产品成本更具真实性和可比性。这一主张后被有关部门采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满足需要、符合可能与提高效果”的基本原则与讲究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三原则即：“最优效果优先、充分投资，总经济效果最高，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合理利用”；创造性地提出了考察农业生产经济效果的“单产——成本”综合指标。

在70年代，他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农业，探索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论述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增产增收”的有关规律及实现增产增收的基本途径。其代表作被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的《中国经济译丛》上。

1981年周老撰写了《农业扩大再生产》(教材)和《按客观规律办农业》(专著)。1982年至1983年他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在该校举办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讲座，并参加了全美农业经济学家年会；回国后撰写了《美国农场制度剖析》等文章，介绍和分析美国的农业经济问题。1985年他主编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一书。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借鉴国外的理论，阐述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基本问题。这些著述在我国农业经济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期，他还参加了以副主编身份《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经济卷》的编写，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周老重点研究农业规模经济问题，发表了《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几个问题》等论文。90年代中期之后，周老重点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农民收入、农村土地制度等问题，他的学术观点新颖、独到，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其中，《农民收入面面观》一文被重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

周诚教授是新中国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进入80年代后，周老将土地经济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对于城乡土地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土地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85年他受国家农业部门之托，作为中国的惟一代表，赴罗马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农地问题专家评议会，收获甚丰。1986年周老主编并印行了《土地经济学初编》，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本土地经济学教材，受到普遍的欢迎。1987年又将美国农经教材《美国农业经济学》中译本出版；还主持翻译出版了《城市土地经济学》一书。不仅如此，周老在中国大陆与海外同行的学术联系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9年他应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著名土地管理专家简福贻先生的邀请，并受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对香港土地问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归来后发表长篇考察报告，并向我国土地管理当局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上世纪90年代初，周老主动发函与台湾知名学者苏志超、林英彦进行联系，促成了台湾土地经济学界代表人物的首次大陆之行，开创了两岸土地经济学界交流的先河。

1994年他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土地增值及其政策导向》的论文，标志着对于土地经济问题钻研的日益深入；随后出版了《土地经济研究》文集。2003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周老独创的土地经济学“三大板块”理论架构的全面体现，目前这一构架正日益受到土地经济学界的重视。该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显示了作者的独到、深刻的见解，在土地经济学科建设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一专多能”兴趣广

周诚教授不仅是农业经济、土地经济的专家，而且对于理论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都有所涉猎。

上世纪60年代初，周老在《文汇报》上发表《试论喜剧》一文，引发了热烈讨论。80年代中期，在《理论月刊》上发表了富有哲理性的杂文《方便论》，钱学森院士的评语认为它与各门学科有关。周老还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剖析与建议》、《关于公平问题的探索》等等文章。

周老对于写作中语言的运用很重视。他从各种报刊杂志上信手拈来病句，加以点评，写成了《语病举例浅析》一文在媒体上发表。前不久，他对著名美国学者T.W.舒尔茨所著、被翻译为《穷人经济学》一书的“穷人”这一中文词(英文为“being poor”)提出了质疑。周老遍查最新中外词典而无果，最终通过分析从网上下载的大量例句，判断其确切中译应为《贫困经济学》。

此外，他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诸如设想将“五线谱”改为“十线谱”，并相应地改变音符使之更直观易解、易用；设计“无方向邮票”(不分上下左右)以利于任意粘贴；设计“汽车追尾缓冲器”；等等。

记者忍不住提问：“您在学术上、业余生活上都兴趣广泛，搞‘多种经营’，这样一心多用，难道不怕影响主业、影响学术吗？”周老大笑而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得从多方面作答。第一，从人生在于奉献的角度来说，无论搞什么，只要对社会有利，就值得去做；第二，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是相通的，并非‘隔行如隔山’；第三，无论怎样‘多种经营’，我基本上并未脱离经济学，而且基本上未脱离我借以‘起家’的农业经济学与土地经济学；第四，我绝对不赞成青年学子以我为‘榜样’，大搞‘多种经营’，否则弊大于利，甚至会一事无成！”

最后，周老告诉我们，他最近的主要工作是创立“普通经济学”。周老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创立一门新型的经济学即“普通经济学”的设想，他认为这一学科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并存，成为理论经济学阵营中的“第三势力”。不过，他认为这一事业太艰巨，仅靠他一个人孤军奋战，无论如何是完不成的。(毛燕 成晓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