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现代经济学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许多理论，既难于解释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也难于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成败。但是，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这个现象不能用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问题上有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像19世纪、20世纪初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出在英国，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部分出在美国那样，迎来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出在中国的时代。

一、我们很可能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1995年，国内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曾经应邀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纪念文章，提出中国经济学家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研究成果就能够对国际上经济学科的发展做贡献。同时，我还提出一个命题，预测21世纪很可能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们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

十年过去了，重新回顾当初提出的命题，我对这个预测实现的信心是增加的。当时我认为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首先是根据任何经济学理论本身是一个用来解释、说明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的简单逻辑体系这个事实。因为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大多数重要理论的逻辑经常是很简单的，因此，一个理论不能从其逻辑本身来决定是否重要。其实，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就是越重要。

十年过去，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的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无疑是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虽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4倍，从增量来说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从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的一半。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加入WTO以后，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率超过25%。中国的经济贸易增长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两年世界上出现了中国热，所有的主要媒体，都以大篇幅报道中国。国际上许多非常有影响的顶级经济学家，包括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到中国来的常客。

我认为中国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现象提供了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经济规模大，经济现象就重要，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成为经济学大师，还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理论创新总是来自一些新的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说，193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大萧条，不能用新古典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于是产生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到了1960年代出现滞胀，通货膨胀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测的那样带来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因此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到了1990年代，经济学家们又发现政府确实是可以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微调，因此，又出现了新古典综合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等。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能正确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简单地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第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到了1980年代末已经取得连续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对双轨制改革非常悲观，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那时在主流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轨制经济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而且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理由是一个经济体系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政府平衡预算。经济学家通常对很多问题意见分歧，但是，哈佛大学前校长Larry Summers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主流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如何进行改革才会成功却出乎预料地具有共识。但是，中国经济1978-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1990-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则提高为9.9%，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出现崩溃或停滞。苏联东欧在实行休克疗法后，也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出现经济快速增长，反倒是崩溃、停滞了，而且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国家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绩效比较好的东欧国家各方面跟中国相比还是远远不如。

另外一个例子是2000-2002年间，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年年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经济会非常疲软，增长速度为零甚至是负的，只有在政府强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增速才可以比零高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19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和1991年开始的日本通货紧缩。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为8.0%，2001年为7.5%，2002年为8.0%，是这段时间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外一些经济学家于是认为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而且，1997年我国的能源使用下降0.8%，1998年下降4.1%，1999年又下降1.6%；一般认为7%或8%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高速的增长，高速增长时能源使用应该增加，但中国的能源使用是下降的，这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怀疑。于是，匹兹堡大学的Thomas Rawski教授首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假的，按他的研究，顶多是3%，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被广为引用。几年过去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现在普遍认为中国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公布的更高而不是更低。

从上述例子可知，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预测后来证明是不对的。向苏联、东欧推荐休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会在短期内给苏联、东欧的经济带来快速转型，以及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对中国双轨制改革抱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是主流经济学家，而且，很多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大师对这么重要的经济问题开出药方、做出预测，结果却与事实不符，其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二是现有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本身有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新理论进展是这些大师发展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不懂经济学，问题应该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上。

三、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理论创新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其实，不仅现在经济学教科书和主流文献上的许多理论在解释中国和苏东转型问题上无能为力，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也有同样的困境。二次大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自主追求经济发展，可是，经济学界众人共知的一个事实是，1950、1960年代，按照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都很糟，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在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看来是不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去年三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学时说了一个笑话：有人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而拉美非常失败，是因为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中，工程师回到台湾工作，经济学家留在美国工作；而拉美的留学生则是经济学家回到他们的国家工作，工程师留在美国工作。虽然这是笑话，但是，确实刻画了现有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遭遇的窘境。

同1950、1960年代相比，现代经济学在增长和发展问题上已经有了许多新进展，问题是这些理论进展是不是就真正揭示了经济发展成败的原因？比如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转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和规模经济。但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追赶阶段时的教育总体水平比发达国家低，而整体经济规模比发达国家小。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固然重要，但如果是决定因素，那么，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低、规模又较小的东亚经济应该无法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外，社会主义国家中，像苏联、东欧、古巴的教育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很高的教育水平没有带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菲律宾的情况？因为菲律宾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制度，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在亚洲国家属于最高，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绩效却是最差的。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可能同样尚未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败背后的决定因素。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热过一阵子后，现在新的热点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研究的重点，是三四百年前美洲各地不同殖民地由于特殊环境所形成的制度如何决定了现在美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三四百年前的制度条件即使真能决定现在的经济发展，这样的理论对如何改变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也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无法回去改变三四百年前的条件。何况，美洲国家的发展情况也是在变动的，不能用一个不变的条件来解释变动的情况，发展经济学同样尚未真正触及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现代经济学在改革问题上遭遇到同样的困境。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Easterly2001年发表题为《迷失的20年》的文章，讨论从1980年代初开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成效，他发现，按照现代经济学所认为的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主要变量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有了巨大改进，例如，政府的预算平衡了，市场开放了，金融自由化了，但是，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他发现在1960-197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中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2.5%，但是在1980、1990年代则下降为零；而宏观经济的波动在1980、1990年代则比1960、1970年代还差。

所以，就和我国关系重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来说，现代经济学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许多理论，既难于解释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也难于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成败。但是，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这个现象不能用理论来解释。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时，这是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在其逻辑体系中能保留的社会经济变量的数量很少，当一个经济学家构建其解释现象的理论时，在无穷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要保留哪些变量，我觉得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因素在。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问题上有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像19世纪、20世纪初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出在英国，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部分出在美国那样，迎来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出在中国的时代。

四、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要改变“西天取经”的思维方式

然而，中国经济学家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克服许多挑战。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学科，他们抱着经世济民的目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下子从天朝大国变成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如黄仁宇教授所说，近代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心里充满着两种情操：救亡和图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起点，探讨的就是国家富强问题。中国本身的衰弱和发达国家富强的反差，使中国的学生一心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问题是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见得适用，而且，仔细想想的话，绝大多数的经可能都不适用。任何经济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是真理，理论模型中所探讨的因果关系都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才成立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转型中国家，中国的限制条件，包括文化、社会制度、法律构架、物质条件、市场发育水平等，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因此，取回的经在中国的适用性很可能要打很大的问号。更何况现代经济理论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再到新制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到理性预期理论，再到新古典综合理论，无一不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前进的；我们究竟要取现代经济学的哪一部经？这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具有挑战的工作。

应对上述挑战，首先，经济学老师必须改变教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在“西天取经”思维模式下，现在大学里的优秀教师，一般是把国外理论搬回来，进行总结，系统整理，加以阐述。1987年我回国时，大家最希望我做的是介绍国外最前沿的理论，这种求知若渴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是，经济学教学如果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预测这种现象的演变，进而避免或改变这些现象，那么追求现代经济学前沿的教学方式就是不合适的。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通常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的，其问题的特性不见得和我国相同；即使有些理论讨论的是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也常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体认而有隔靴搔痒之憾。以“西天取经”思维方式来教学，很可能把经济学教育变成教条主义的教育，对学生产生误导。

我国“十一五”规划强调自主创新，这个需要不仅反映在科技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同样需要自主创新。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中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当代经济学的中国化。

要做好经济学的中国化，从事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老师必须真正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了解这种现象，从现象背后归纳、抽象出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推动中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渡，才能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从事教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师还必须知道，任何一个现象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解释一个现象也就会有许多不同理论，这些理论中有些是竞争的，一个对，另一个就错；有些则是互补的，可以同时是对的，只不过相互补充而已。而且，即使一位老师对某一现象提出的理论是对的，也必须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在发展，今天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明天也许就不再具有解释力了。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任何理论都是可道，而不是常道。在经济学中“道”是什么？“可道”又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经济学永恒不变的“道”就是“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总会做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也就是“理性”的基本假设，“可道”则是从这个经济学独特的基本视角出发来观察现实的经济现象所形成的各种解释现象的理论。在研究上，经济学工作者必须有老子所说的“常无”心态对待任何现有理论；在教学上，老师要教给学生的不在于一个个现成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马上运用的理论，而是看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要“授人以渔”，经济学教学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观察问题的理性视角。在经济学教学中，要不要教现有的在国外发展起来的理论、以及由国内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答案是肯定的。只有用这些理论来教学，才能帮助学生了解经济学范畴，只不过在教现有理论时，要强调这些理论是这种理性分析问题的视角在现实运用上的一个个范例，有些理论，由于其限制条件和我国的具体问题相同，因此有参考借鉴价值，有些则因条件不同而不能生搬硬套。

在本科生阶段，经济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教会学生在面对一个经济现象时，不是去找现成理论来解释，而是不自觉地用理性的视角观察现象。研究生阶段，经济学教育除了有正确分析视角外，还应该训练学生能对所观察的现象进行抽象，然后，把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用严谨逻辑表述出来，最好是能够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通行的数学建立逻辑模型。其次，任何现象，只要能用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就代表这个现象可以通过不同限制条件的组合，而用无数多同样是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在这些理论之间许多会是相互竞争的，因此，还必须训练研究生收集、整理数据，并用计量方法对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进行检验，以验证自己和别人提出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创新型的经济学教育。

总之，我对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充满信心，时代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只要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工作者和学生们共同努力，改变经济学的学习目标、研究态度、教学方式、学习方法，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研究，就可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21世纪也将是中国经济学大师在国际经济学舞台上辈出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也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来源: 东方网(上海)　　

讲演者小传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有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授予1993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