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经济要立足全球化背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的分工和市场体系中，这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经济得益于全球化，中国也可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大门实际上很难再关上，中国的生产、贸易、资本和人员的流动，现在都在全球市场上配置资源。我们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和规划，必须有全球视野。

　　在全球生产分工和供应链中，中国出口是一个大亮点，同时中国也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油、有色金属、大豆等农产品和原材料。认识中国的经济成绩和问题离不开全球市场，分析中国的价格和经济中的问题也要从全球市场分析。如果我们的电便宜，就会有很多厂商把最费电的工厂建在中国；如果我们的油价低于国际油价的幅度比较大，就会发生香港的卡车到深圳和广州加油的情况，甚至会发生向外走私成品油的事件。所以我们的定价政策必须要考虑全球的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劳动生产率。中国一直讲有一个无穷的蓝领工人的供给，现在这个供给慢慢地近似于均衡，这些蓝领工人、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最近三年，全国各地的工资都有所增加，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供给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长期累积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劳动供给发生变化时的一次全释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03～2005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从2005年到现在差不多每年农民工的工资能够涨10%左右，所以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表1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情况(1978-2005年)。我建议大家仔细分析中国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样细分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今后制定政策、发现商机和稳健经营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也是令人高兴的(表2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1978-2005年)。最近这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是正的，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经营机制和管理能力变化的综合指标，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那块多出来的产出，如果多出来的产出是正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正的、增长的。它特别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有潜力、是否可持续。建议大家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中国有“成长中的烦恼”。比如投资过多、储蓄率高、顺差大、税收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人民币也面临升值压力。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唯独环境污染在哪儿都是坏的)。但如果我们把握不住这些“成长的烦恼”的度，就有可能变成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处理好。

　　市场已经对不均衡做出了调整。在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看上去是价格变量的调整，背后都是经济变量的调整。这两个价格都是对不均衡的一种反映。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很多综合政策。其中一个表面的现象就是涨价和升值的压力。我们的产品中有很多外部的污染，负的外部性的增长没有包含在产品价格中。如果加大环境的执法力度和对环境的保护，使这部分治污成本由企业承担，那产品价格肯定就高了，所以看上去升值压力是价格的调整，但它背后反映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是整个经济体调整的必然反映。如果加强劳动保护，实行最低工资制，给农民工也上三险，这些都会在成本和价格中有所体现。既然是市场的选择和调整，那我们对这种调整就要有正确认识、要有平常心，要看到调整的必然性和价格调整背后经济体实际变量的调整。一件小事的背后实际上是价格和体制问题。如果我们看得更深，就会更加理解价格变量的调整。

　　大额的贸易顺差并非常态。我认为贸易基本平衡对国家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才有利的。如果是大幅度的贸易顺差，第一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第二也不是常态。经济学家也很难论证大幅的贸易顺差是必然的。长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只有在最近三年贸易顺差在GDP的比重才越来越大。所以，如果顺差占GDP的1%、2%甚至3%，这都是正常的。但如果超过GDP的5%，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很多出口导向国家，比如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在它们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也并未呈现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日本是典型的贸易顺差国家，美国有99年的贸易顺差，但目前日本的顺差也仅占GDP的1%-2%，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予以重视。

　　过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经常说中国有两大隐性的财政赤字，一个是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第二个典型的财政赤字就是社保欠账。十年前，我们的银行确实存在巨额的不良资产，特别是国有银行，十年前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做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经过1997、1998年以来的银行改革，特别是最近五年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成功上市后，大幅度减少了这些银行的不良资产、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转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使得这些银行的竞争力、知名度、服务水平和内部管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整体上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从超过30%降到了一位数。正是由于这些坚决的改革，抓住了机遇时间，使得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有评论说，外国战略投资者在改革中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他们的股份增值了多少。我觉得这种计算多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希望这种计算要更加全面，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境内的战略投资者和境内外的公众持股人的股权增值情况。在刚才我说的中、工、建、交中，国家控股是绝大多数的。国家控股的概念不仅仅占简单的多数，而是占了绝大部分。除了国家控股以外，还有社会保障、有境内投资者以及境内外以境内为主的公众持股人。如果要计算境外的战略投资者赚了多少，你可以有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要乘以一个很大的数，就是国家、社保、公众持股人和境内战略投资者。如果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其他转轨国家以及发生危机的国家比较，就会看到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坚持了国家控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实际上是使得机制更加顺畅、更快地改变预期、更快地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使得市值和市场预期发生比较大变化。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完善的地方，是可以讨论的。但东欧和其他转轨国家，拉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亚洲国家，他们在处理危机中外国资本占银行股的比重，都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对银行改革要有基本的判断。

　　根据这个判断，我认为现在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天赐良机。当前税收好、股市好，应当抓住机会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权充实个人账户。我以前做过一个“转型名义账户”的社保总体方案，我认为抓住这个时机大大充实个人账户是非常好的。在转轨国家，把股票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在很短时间内把股票卖出，所以这些股票短时间内聚到了寡头手中。如果我们用国有股权的一部分充实养老账户，这个股权是一个组合，而且有利于收入分配和低收入群体。而且老百姓不能马上卖这个组合，必须等到60岁才能开始拿回他的钱。这些钱可以一次性，也可以分月拿回。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设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要抓紧时机，把这个事也做好了。这样中国就能够解决另外一个隐性财政赤字。如果我们把银行不良改革的隐性赤字控制住，再抓住一个改革的机会把我们社保的欠账、个人账户的空账户充实，那10年以前观察家们批评中国经济的两大隐性财政赤字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

　　积极推动资源价格的改革。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改革可以促进节能减排、减少浪费。但改革在一定的时点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如果总是推迟改革，扭曲会逐步累计、损失更大。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积极推进改革。对一些局部的问题可以考虑通过财政的办法来解决。

　　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财税制度。以物业税为例，十六届三中、五中全会都提到要适时开征土地规范的物业税，它可以稳定地方政府收入的来源，使得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激励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有了物业税后，地方政府可以不搞工业也能有税收，并且有积极性搞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物业现在非常复杂，全国非常大，物业税的实施可以采取中央决策、省人大通过法规、县市具体征收等可操作的原则，应当加快物业税的试点工作。

　　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这一轮股市和房市过程中，中国公众追求“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各类金融资产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阶段。传统的银行存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会增长，但相对其他直接融资的渠道可能会增长得慢一些。股票、债券、基金、保险占GDP的比重会快速增长。现在M2比GDP大概是1.65。股市最近有很大变化，市值与GDP的比重大幅度的提高，债券占GDP的比重大约是40%，保险资产的余额和整个资产的运用现在已经是两万多亿，占GDP的10%。基金业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也有很快的发展。如果我们看中国宏观金融的蓝图，这些比例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发生较快变化。

　　这个变化的总体规律是直接融资的发展要远远快于间接融资的发展，也就是说债券、基金和保险发展速度有可能快得多。在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中，现在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而且由于中国目前的金融格局还是银行业控制着金融业主要的资源，所以在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过程中，银行要积极地参与。同时，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要加强监管协调，为将来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