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9月初，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召开。有人称，这次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研讨会，使得中国经济学家们第一次搞懂了什么叫作“宏观调控”。会上，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简报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并建议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巴山轮会议”的讨论，也促使中国高层领导坚定了加强宏观调控的信念。

1985年9月下旬的中共党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

会后，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了信贷紧缩力度，到第4季度，信贷失控状态基本上扭转过来，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降至10.2%。

到了1986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遇到了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并陆续完成，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由于信贷资金的大部分都用在了固定资产投资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极其紧缺。受此影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开始显著下降：第1季度与上年同期比只增长了4.4%；2月份甚至出现GDP的零增长。

当时，薛暮桥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现象只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失措。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并且叫得很厉害。同时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者也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是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于是，赵紫阳在控制通货膨胀问题上开始发生动摇。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从1986年第2季度起，中央银行便重新开始大幅度放松货币信贷投放。结果，经济尚未“软着陆”却又重新“硬起飞”。

1987年4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势时，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汇报，引起赵紫阳大发雷霆，并当着各部委领导同志的面，把马洪同志很批了一通。

1988年的“中央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在这种人为的乐观气氛之下，到了1988年中期，M1和M2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和29%。

1988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五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定的高层会议上，与会的经济学家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了“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他们的根据是：①1987年第4季度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在向其他领域扩散；②交通、生产资料供应的“瓶颈制约”日趋严重；③各地零星抢购已经发生，正在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④4月份的储蓄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⑤更重要的是，由于计划部门的价格控制，使得通货膨胀隐性化。

此外，薛暮桥、刘国光、马宾等经济学家也纷纷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反对通货膨胀。

然而，这时的赵紫阳已经根本听不进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见了。他害怕增长速度下降，更喜欢听“拉美国家的故事”[4]。

然而不幸的是，1988年下半年的事态果然朝着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同比攀升至26%，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而倒买倒卖计划分配物资和外汇额度及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加剧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得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甚至酿成政治的不稳定。

1988年12月1日，赵紫阳找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去谈话，表示接受经济学家们对他的批评，并承认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当时薛暮桥先生还不依不饶地追了一句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三年”。

虽然赵紫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为时已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社会形势出现不稳，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改革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经济学界一般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数据将1984年的经济过热和1988年的经济过热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周期，但是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将两个周期合并起来一起分析似乎更具完整性，更能说明此轮宏观调控的整个过程和调控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