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产业政策的启示

　　1．更加注重产业政策的市场导向作用

　　利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行为、扶持重点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日本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一条成功经验。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政策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产业政策的作用和地位也在逐渐下降。90年代以后是日本集中推进经济制度改革的重要时期，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放松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和市场的作用。许多人因此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的产业政策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产业政策仍然是日本政府政策引导的一种手段，仅仅是政策运用的模式和内容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有所改变。

　　在日本经济产业省(原通产省)每年公布的产业政策报告——《通商白皮书》中，都可以看到有关当年产业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的构想和具体措施，甚至会列举各项产业扶持政策的减税等财政支出的金额。其中包括对IT、信息、农业、医药生化等特定产业的倾斜政策。2006年7月6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新经济增长战略大纲》，表面上看，这份政策文件仅仅是从战略层面讨论未来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实际上其中包括了许多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的内容。《大纲》中列出了汽车电池、清洁型飞机制造、农林水产、旅游观光、医药及其器械、IT、服务业等重点支持产业的增长目标值，同时详细介绍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

　　纵观这些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新阶段的产业政策与传统产业政策的相同之处一是有明确的产业政策日标-二是仍然强调国家在技术进步和成长型产业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产官学”一体化、协同配合的作用。差别在于改变了政府直接对企业进行“窗口指导”和频繁使用减免税收、提前折旧、补助救济、优惠贷款等一系列政策工具的传统模式，注重运用有限的财政政策手段激活市场的调节作用，更多通过发布“展望报告”提供导向、强化政府服务和改善企业经济活动便利化环境等方面。2000年以来日本经济稳定增长和降低能源消耗、促进就业增长等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产业政策模式的积极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化改革尚未全面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通过科学运用产业政策，保持对市场规范、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手段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在产业政策的确定和执行方面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产业政策解决的主要是市场失灵问题，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市场经济活动。应当通过确立战略性目标、趋势展望和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导向性意见，运用税收、利率等政策工具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并在维护市场秩序和规范企业竞争行为方面发挥作用。二是政策手段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符合国际规范。随着我国加入WTO，产业政策手段要遵循WTO的基本规则，并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以前那种封闭的、行政手段为主、缺乏法律依据的政策工具，要代之以开放的、符合国际规则的、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的政策工具，同时要注意各种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相互协凋。

　　2．充分发挥结构调整对降低能耗的作用

　　日本是一个能源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基本上依靠进口。20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曾经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留下了十分惨痛的教训。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始终把节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在鼓励节能技术开发应用和低耗能产业发展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70—80年代，主要通过“节能”法规的制定和强化，起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开始发现大量的节能投入实际上为自己带来了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了由“被动”向积极环保对策转变的“观念变革”。90年代以后，通过签署和落实“京都议定书”，如征收环境税、建立排放权交易制度(CDM)等；从加强全球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角度完善法律制度，促进节能产业发展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近年来提倡发展循环经济，颁布《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法》，加快实施鼓励资源再利用的法规和政策，已经建立起关于汽车产品再利用等一系列再利用法体系，对于从整体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将产生重大影响。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市场原理和节能环保政策的相互协调是能够实现的。对于企业来说，能源市场波动、节能法规和政策实施等形成了巨大外部压力和动力，促使企业和更多选择低耗能或能源利用效率高的产业领域寻求发展，并积极推进3B(减少资源投入、再生利用、循环利用)的行动，最终使日本在生产用能源消费并未增长的条件下，成功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

　　日本节能目标的实现首先得益于节能技术的发展。但是产业结构调整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调整对节能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上升。这为目前正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能源等重要资源利用效率的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能源等重要矿产资源匮乏的矛盾日趋突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为此已经从“十五计划”时期开始，明确提出了降低单位产值能耗的宏观目标，在“十一五规划”中将降低单位能耗20%的目标提升到了约束性指标的高度。但从目前执行情况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重化工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导致整体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抵消了许多产品生产能耗降低的效果。因此，中国今后降低单位GDP能耗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3.将第三产业作为新的就业增长点

　　日本战后的所谓终身雇用神话在20世纪90年代被彻底打破，曾经长期保持在很低水平的失业率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而节节攀升。1990年的失业率仅为2.1%，2000年上升到4.7%，最高时达到5.4%(2002年)。目前随着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形势的好转有所降低，下降到4.4%，大约相当于恢复到1998年时的水平。

　　就业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就业政策的根本变化。1990年以来，日本的就业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终身雇佣体系下利用企业内部相对封闭的劳动力市场实现稳定就业的政策，转向加强外部劳动力市场，并使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相对接的就业促进政策。严格意义上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才真正实现了劳动力要素的完全市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的压力空前上升。

　　就业的长期稳定增长主要取决于经济持续增长能力，因此日本政府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政策中都将解决失业问题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但是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后遗症的影响，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多次出现通货紧缩，就业稳定目标的实现面临重重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结构改革、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对就业造成的压力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缓解。日本政府采取的“就业调整补助金”、“雇佣特定求职者补助金”等就业援助政策并未取得明显效果。2000年以后，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就业形势有所好转，但就业总人数仍然表现为负增长。因素分析表明，就业总人数减少主要是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单位增加值的就业需求弹性下降因素的影响；GDP总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化等因素对增加就业的效果都是正面的。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成为缓解就业需求下降矛盾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种就业创造效果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第三产业发展促进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面临妥善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但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必然导致单位产出的劳动力需求出现下降。在这种条件下，弥补就业需求下降的有效途径，一是保持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二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促进服务业发展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潜力巨大。这也是日本2000年以来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成功经验。

　　4.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内需增长

　　日本是在1986的“前川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对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国内消费需求一蹶不振。刺激消费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一是实施减税政策，刺激个人消费。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增加居民实际收入，促进个人消费增长的目的，90年代先后多次实行个人所得税的一次性减税和降低税率措施，增加住房贷款的个人所得税纳税基数扣除和家庭子女抚养扣除；并调低了地方居民税率，降低与转让不动产有关的注册登记与执照税等。二是降低利率，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从1991年开始下调官方贴现率，逐步降低到零，这种零利率政策一直持续到2006年才结束，目前的利率水平仍然很低。三是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个人消费。90年代以来，日本的银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原有的消费信贷业务。重点发展住房贷款和非银行金融公司消费信贷。其中住房信贷的目的是鼓励住房消费，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金融公司则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个人一般商品消费信贷服务，具有灵活、便捷和短期性特点，尤其有利于刺激年轻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五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日本的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20世纪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这一比例更高。但是在90年代的较长时间内，这些消费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偏低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公共投资增长的拉动，居民消费价格长期出现下降或停留在较低增长水平上。其原因一是在于泡沫经济的后遗症积重难返，消费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难以在短期内恢复；二是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形势的需要，企业收益下降导致员工实际收入减少；三是在汽车、家电、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已经很高的条件下，消费结构升级缓慢，难以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加快了结构调整和改革进程，首先将消费结构升级作为带动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例如采取增加节假日，刺激旅游和其他相关服务消费的措施。2001年日本政府修改“节假日法”，合理增加法定假日，方便外出旅游或各种休闲活动，向居民提供更为宽松的各类假日服务消费机会，以刺激酒店、餐饮、交通、通讯等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除此之外，在政府重点支持IT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引导下，夏普、东芝、NEC等电子厂商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扩大数码关联部件生产，带动了可录放DVD机、超薄电视、数码相机、可视移动通讯工具等新产品技术开发和生产，刺激了内容服务和通讯服务消费，适应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为新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增长提供了动力。数码产品生产和相关服务产业所创造的市场消费需求在推动日本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人们将2003—2004年期间日本经济新一轮经济复苏称之为“数码景气”。总之，日本居民消费结构逐步走向信息化和服务化，对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

　　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失衡和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越来越受到能源、矿产资源、土地、环境和市场的制约，是不可持续的。为此，扩大消费，走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道路自然成为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近年来，汽车、房地产家庭消费的快速增长，对带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消费增长发挥了作用，今后将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之一。但是，这些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扩大同样会受到环境、土地、能源等资源条件的制约。因此，未来的消费结构升级，必须集中在清洁型、资源节约型消费领域。根据日本的经验，服务消费就是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

　　2000年以来，按照支出法GDP计算，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等三大因素中，最终消费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说明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水平低于GDP增长速度。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高于GDP，造成最终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应当是服务消费增长缓慢所致。因此，借鉴日本的经验，实行鼓励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政策，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服务消费的增长水平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