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衍 赵雅娇/文】2014年7月5日上午，一场朴素的追思会在复旦大学附近一家酒店举行。大屏幕上定格逝者照片：一个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背着双手站在一片开阔草坪上，温和微笑。

他是杨小凯。尽管已去世10年，但直到今天，他仍被视为当代中国最有作为的经济学家之一。

追思会当天，戏称自己为“小凯粉丝”的张维迎早早就坐在台下，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参会，因故无法到场的张五常则通过视频实时接入会场发言。

另一位备受瞩目的出席者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他穿一件白色格子衬衫，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

林的到来让年轻学者张居衍感到“有些意外”。他是杨小凯去世前带过的最后几名博士生之一，而他的硕士导师则是林毅夫，“没想到林老师也来了。”

这样的反应让人想起本世纪初的一场学术论战。2001年年底，杨小凯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一场主题演讲。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口：一方面，经济增长在此前3年持续遇冷，另一方面，又在申奥与入世这两件大事上获得成功。

杨的演讲针对当时学界中较为乐观一方的判断展开，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其弯路，是为“后发优势”。

杨小凯认为，恰恰是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轻易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会付出极大代价，“后发优势”将成为“后发劣势”。

不久后，林毅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林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相反，制度是内生的，且与其发展阶段有重要关系。他的主张是，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

这个话题被迅速放大为热门的经济学事件，学者们分别进入不同阵营展开论争。时至今日，杨小凯与他的对手林毅夫，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他们各自支持者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这些论争本身，也构成中国改革的思想光谱，成为这个转型时代独特的国家风景。

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

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特地带来一份长达一万两千字的未发表文稿，题目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5天后，他又发来一个修改后的版本。“我觉得现在媒体和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我和杨小凯在争论什么。”他解释道。

在此之前，杨小凯去世10周年当天，有财经媒体重发一篇题为《纪念杨小凯》的旧文，作者是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周其仁。许多人将周的这篇文章视为“理解杨小凯的一把钥匙”。

在文中，周其仁讲述了自己与杨小凯相交的几个片段。他1984年去蛇口考察时第一次遇到杨，然后是1987年，他接杨小凯回国做学术讲座，在路上，杨批评了北京当时能够参与决策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知识不够，但因为靠近权力中心，显得自以为是。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天则所，听杨讲“后发劣势”。

在那次演讲里，杨小凯提到自己参观浦东的加工出口区，结果发现85%的企业里国有公司都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连一些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都是政府在办。“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杨小凯的理论框架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必然带来大量垄断，而这种制度环境将带来严重的腐败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

杨的讲述让周其仁觉得“有说服力”，“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

2014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病症。

许多人将这些现象与杨小凯有关“国家机会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张维迎认为，杨小凯在十几年以前的说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现在仍被讨论，“或许就是因为他当年所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周其仁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自己仍然保留着2004年《纪念杨小凯》一文中的判断，没有新的话要再说，“很多看法，要经受的检验期是很长的，多说也帮不了多少忙。”几天后，他又回复了另一封邮件，“其实，2013年后重提深改(深化改革)，就是对你们关心问题的回答。”

显然，林毅夫注意到了这些学者对杨小凯观点的支持。采访中，他专注地听记者提问，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沙发背上。

“我不认为以现在出现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就能论证小凯所主张观点的正确性。”他以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作为反例，“他们就是模仿了制度，但今天回头去看，腐败也好，贫富差距也好，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更严重，但我们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啊。”

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很多人说我只要发展经济不提制度改革，这是又一个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改革，我只是强调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改革。因为改革政策的对和错是要看时机的。”

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周其仁的一次演讲——周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满打满算也就20年的时间，但是改革这个计划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却已经30多年了”。

记者就此问林毅夫：“很多人认为改革往往是先改容易的，再改难的，如果一直拖下去，改革难道不会产生惰性吗？会不会想改也改不动了呢？”

“你觉得，8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现在的国企改革相比，哪一个更难？”他直接反问，“你不能说后面的改革就难，前面的就容易。1978年时从一机部到八机部有8个部长代表国有企业，改起来会比现在容易吗？1978年的农村改革容易吗？所有公社社长都是‘土皇帝’啊！所以，改革不是阻力大小问题，而是判断利弊的问题，当改革利大于弊的时候不就改了吗？”

“但是谁来衡量这个利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是贻误时机？”记者追问。

“首先，学者对时机的把握就一定正确吗？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怎么能持续35年9.8%的高速增长？瞎猫碰死耗子，也只能碰一次吧。”林毅夫的回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的经济奇迹，始终是他理论框架里最为重要的论据之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与杨小凯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周其仁曾专门解释过杨小凯的观点。

接受采访前，林毅夫正在参加一个闭门研讨会，主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这一问题曾先后在日本、美国和现在的南欧国家爆发，如今它也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

“相比于‘后发优势’带来的短期效果，杨小凯似乎更强调它的长期隐患乃至失败风险。你如何能证明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记者问。

“所以我没有回答你提到的关于输赢的问题。”林毅夫稍微停顿了一下，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起码在过去的这些年，小凯担心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林正谊到林毅夫

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关于中国改革道路选择问题的论争，曾经被这样描述：“这个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这场具有标本意义的辩论因改革前途的分歧而生，而两人人生轨迹的交叉，则源自中国改革的起步。

1979年的长沙，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的杨小凯正日夜加紧复习，准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千里之外的台湾，在金门当兵的林毅夫已经做好横渡海峡的准备，他最终成功偷渡到大陆，并在不久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

在此之前，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都堪称传奇。林毅夫年少时就崇拜修都江堰的李冰，有“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抱负。他后来成为被蒋经国称为青年榜样的明星军官，心中宏愿并未消失，“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

年长林毅夫4岁的杨小凯也有着同样的雄心。那时候他还叫杨曦光，少年老成，曾效仿毛泽东横渡湘江，只身到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毛主席汇报这个国家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文革”中，20岁的杨小凯写下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存在新的特权阶级，要建成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必须再来一次新的暴力革命。

这张大字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康生和江青震怒于这种完全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大胆观点。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0年。

某种意义上，革命的无常与监狱10年重塑了杨小凯。“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他曾这样回忆道。

他的朋友黄有光、朱学勤都认为，杨小凯经济学思想中对于政府之手的怀疑和警惕，与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不无关系。

林毅夫到达百废待兴的大陆后，最早希望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却因“背景复杂”被拒绝。后来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说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董后来这样回忆当时对林的印象。

进入北大后，这位没有经历过“文革”与“上山下乡”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很快显露出天赋，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他将自己的名字林正谊改为林毅夫，取自《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差不多同一时候，长沙的杨曦光也放弃了旧名，改用自己的乳名“小凯”。

公信力要用自己的职业来建立，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追思会后的晚宴上，历史学家朱学勤端起酒杯，讲了一个发生在1997年的故事。那一年，他与正在澳大利亚教书的杨小凯同在哈佛访学。偶然的机会，他们遇到一位在“文革”期间因写大字报而入狱的风云人物。见到杨小凯后，此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没有战斗力。”

杨小凯笑了笑，没有反驳。他后来与朱学勤到查尔斯河边散步，叹了一口气说：“‘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这一代多少人，大多数都冻结在那个时代了，成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够走出来。”

那个时候的杨小凯已经醉心学术，经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连逛一次超级市场也被他视为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与学生见面打招呼时，他总是说，“模型怎么样呀？模型乖不乖啊？”有一次，杨向朱学勤感慨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之艰苦，“要比坐10年牢还难”。朱便问他，以他的经历，为什么出国后不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投身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政论家或者社会活动者。

杨小凯的回答让朱学勤在多年后仍难以忘怀：“他说，我反对那种灭了所有的职业，只剩下自己一种职业的社会活动者。我们应该用能在社会里站住脚的经历去建立公信力，再去争取民主法治。怎么建立公信力？就是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可以说，小凯很早就有了对专业主义的认识，完成了革命者的转型，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走得这么远。”朱学勤说。

但另一方面，如学者汪丁丁所指出的，杨小凯还始终保有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特征——其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习惯于“反潮流”，但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

与杨在美国共同学习过的一位老友曾经以为，杨小凯已经决定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杨的学生张永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办公桌上如今仍摆放着和杨小凯的黑白合影。张永生说，每一次和老师谈话，“他都会提到中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杨小凯专门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做学生的院外导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布坎南的学说致力于解释“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间的关系，而杨认为这对于解释中国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重病入院前，他曾发信向系主任请假，并在邮件中请教了有关英国光荣革命和圈地运动的两个相关法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又试图将中国土地问题纳入经济史的框架去研究和解释。

“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张永生说。

或许正因如此，杨小凯多年来总是试图在专业主义与公共关怀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1985年，他与当时同在美国读书的钱颖一等人筹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并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杨小凯结识了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的林毅夫。

后来被视为“论敌”的两人，其实相当欣赏对方的学术造诣与过人天资。1990年，后来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韦森赴澳读博时曾到杨小凯办公室做客。他清楚地记得，杨小凯专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装订好的博士论文，作者正是林毅夫，“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做得很规范。你可以好好参考。”事实上，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林毅夫也曾在公开场合将杨小凯称为自己“效法和学习的榜样”。

追思会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在持续一天半的会议里，林是少数几位从头到尾完整参加而没有提前离开的学者之一。

这两人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具体进程中。出国前夕，杨小凯加入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并曾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他们会见邹至庄等见证台湾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起点同样是农村改革。他1987年归国，进入中国改革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长。

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杨小凯2001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来屡屡被人提及。当时在现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杨小凯的经济学家，“瘦弱，有些苍白，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谈论‘后发优势’的时代，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有可能失败。”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杨小凯引用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一个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后发优势”最著名的信奉者当然是林毅夫。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他作出了中国经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在2015年赶上美国的判断。

留学归国后的体制内经验，让林毅夫成为一个务实的政策研究者，他不再毫无保留地信奉他曾投身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以相信自由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自我调节力量闻名于世。

1988年是他学术立场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一年。那一年，他参与讨论治理通货膨胀，“当时直接用了停项目、砍投资的行政手段，而不是按照西方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提高利率、增加投资成本。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但后来想通了，面对的现实条件不一样，最优选择也就不一样。如果照搬从美国学的方法，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破产怎么办，国防安全又怎么办？”

林毅夫称这种学术思维转变为“顿悟”。“有多少人亲自参与过改革决策的讨论，又有多少人真正去面对过这个过程？”他强调，自己也是“去西天取过经的人”，“但我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但我终于发现，这样的‘真经’并不存在。”

因此，林毅夫对杨小凯演讲观点的反驳丝毫不令人奇怪。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式的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他以推行“休克疗法”并发生经济动荡的前苏联与东欧为例解释双轨制存在的合理性，“保留计划轨会滋生腐败，在政治上的代价很高，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放弃的经济代价变小，实现市场单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所以，双轨制是给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像杨文所认为的，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

林毅夫专门将反驳文章寄给杨小凯，并收到了回应文章。杨小凯写下一些相当严厉的批评：“林文强调渐进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

2002年，两人的文章同时刊登在当年春季的《经济学(季刊)》上。这本学术期刊由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林毅夫是该中心主任。

这场论辩发生后不久，杨小凯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2004年7月，杨小凯去世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悼念座谈会，主办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发言中说道：“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

在杨小凯去世后的10年里，林毅夫获得了更大的声望，也承受了更多的非议。

他常被称为“最被主流接受的经济学家”。这一评价既是他所拥有影响力的证明，也成为他遭遇批评的原因。“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批评者们持有质疑态度的关键所在。

“人的经历对他的专业思想和公共关怀有太大影响了。林毅夫偷渡过来投奔大陆的时候，杨小凯刚刚结束10年牢狱之灾，他们的观点怎么可能没有分歧，怎么可能取得一致看法呢？”朱学勤如此评价杨林之争。

“他的学术观点频遭白眼，他关于中国经济可以高速发展30年的乐观甚至在一般的社会公众那里都难以引起共鸣。”一篇题为《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

今年的杨小凯追思会后，林毅夫的发言全文被财经类网站转载，结果评论中出现大量激烈意见，他对于“有为政府”的强调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再一次让他成为许多人眼里的“官方经济学家”。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将这些观点转达给林毅夫，并告诉他有人称其为“屁股决定脑袋”时，林看上去并不吃惊。

“我知道有些人给我贴上了‘政府派’的标签，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又是不是严谨。我的看法的确有很多是和国家政策不谋而合的，但是你要看，是我先说的，还是政府先做了我才说的？我是不是从1988年以后的思路都很一贯？别人的评价我管不了，但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仍然保持着一贯温和的语气，但显然，他并不认同那样的指控，“而且说我不批评政府，这也不对吧？”

他所举出的反例之一发生在2012年。当时，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在谈论“如何将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而刚从世界银行归来的林毅夫却认为，中国仍需以投资拉动为主，“我几乎是唯一坚持的人了，如果是‘亲政府’，我不该这样子啊，不该顶牛的。”

　“我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客。从他写的东西来看，我认为是那些东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为了迎合什么人说什么话。”经济学家华生给出了这样的判断。他是为数不多表示“在承认后发优势占据主导这个问题上，我跟林毅夫更靠近”的学者。

“我也被人骂过‘投机’，用不着辩解，这太正常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舆论倾向，你在中国离开官方语境说话可能是更有市场的，但在印度你这么说话也许就没有市场。你坚持自己的观点，跟时髦的说法不太一样，难免会有被冷落，被排挤，被抨击的时候。关键在于你的观点能否在学术上立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华生说。

几天前，华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的长文。他的观察角度颇为独特：“后发劣势并非小凯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创，现在却好像成了小凯的主要成果和遗产……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将此现象视为中国知识界对于改革问题的一种投射，“为什么都热心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头脑里早就先入为主有了一个观点，借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认识。”

不久之前，经济学家韦森出版了自己的新书《重读哈耶克》。在书中，他用大量篇幅描写哈耶克与凯恩斯有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论战。“这很契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韦森说，他自己也曾写过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反驳好友林毅夫，里面不乏“非常尖锐的批评”。

“无论各位同仁观点多么不同，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作为追思会的主办者，韦森在现场这样总结道，“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现在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

上海的追思会结束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以“论战”为主题的报道。只不过，林毅夫这一次的对手，从杨小凯变成了张维迎。

一段19分钟的视频记录了追思会上这场辩论的全过程。张维迎、黄有光、林毅夫三人从左至右并排坐在长桌前依次发言。这种左中右的排序，恰巧与他们在思想光谱上被公认的立场相反。

这并不是一次预先安排的交锋，更准确的事实是，在政府到底该在市场经济领域里如何作为这一话题上，张维迎与林毅夫的发言内容天然形成了某种对抗。

“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张维迎用亚当·斯密的话表达自己对于政府的认识。林毅夫则相信，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会后，关于这场辩论的评价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一位在场的中生代学者表达了失望之情，他认为其中的含金量并不令人满意，“在学术上没有深入进去，就像是给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辩贴上了一个中国标签”。

但另一些人则从中读出了意味。“本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闷声发大财的阶段，因此杨林之争的实质还是学术层面的专业讨论。”作为中国改革的长期观察者，记者卢跃刚发现，“当中国的GDP排到世界第二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理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自负的情绪和迷茫的情绪都有，整个社会在进行话语争夺。十几年后，我们恐怕要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林张之辩。”

在北京一家咖啡厅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向张维迎转达了这些评价。“我同意卢跃刚所说的。”这位以发言直率著称的经济学家抬起头，他刚刚旅行归来，皮肤晒得黝黑，而标志性的白发也愈发明显。

张维迎说，这些年来，他很担心那种自负的论调，“以前要改革的东西，现在是不是能变成别人学习的模式了？”他记得，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许多官员“还比较谦虚，总抱着学习的态度”，结果2009年过去后，“不一样了，有些人变得很傲慢，以前是学生，现在却开始想当老师”。

他表示，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人替代杨小凯的角色，而他愿意成为那个人。“现在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我们真的不能说改革已经成功了。如果小凯所说的那些制度扭曲不解决，我们这个大厦永远都是在沙滩上。”

或许，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记得他与林毅夫在杨小凯追思会上相互传递话筒针锋相对的时刻——就像他们在1995年争论国企改革是否需要产权明晰，在2009年争论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否需要反思，这些争论都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但让张维迎感到失落的是，尽管看起来他的观点总能在知识界获得更多支持，却很难赢得官方政策的回应，“许多官员退休了才开始认同我的观点”。

张维迎举起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茶。他想起一个比喻，“所以我才觉得小凯的观点更重要，这就像一个人在富裕起来以后，真正担心的是营养过剩，而不是营养不良”。

这是一个相当有感染力的观点。这意味着，作为杨小凯和张维迎的对手，林毅夫必须面对一个额外的挑战——他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有没有可能为不愿意推动政府改革的保守派官员提供理论基础？不久前，一篇持有这一观点的评论文章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题目叫《危险的林毅夫》。

面对这些反对观点，林毅夫用“虽千万人吾往矣”表达自己的坚持：“学者不是政治家，不能因为‘可能’需要过正才能矫枉而去提出一个不正确的理论。要不然等这些观点变成社会思潮时，社会的变革将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前苏联、东欧、北非的例子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学者该做的是明辨是非，而不是其他的。这也是我当初和小凯、维迎辩论的动因。”

“从绩效来看，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国家社会现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们太相信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他又一次谈起自己的这一学术判断，像是沉浸在某种不动声色的热情里，“我不能说我说的就对，对于中国问题，我和小凯都是瞎子摸象，但是如果我摸到的和他不一样，当然不能完全赞成他。”

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几个月前，林毅夫受邀参加了一场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他演讲的主题围绕“后发优势”与国家现代化展开。

2001年的那个冬天，在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杨小凯阐释中国“后发劣势”的起点，正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清末洋务运动开始。

林毅夫的办公室位于北大东北角的朗润园，那里曾经的主人是洋务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提倡“自强”的道光皇帝第六子奕。

“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一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这样写道。

杨小凯的学生、澳门大学教授孙广振也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谈道：“这个‘技术与制度’之间鱼和熊掌如何取舍，以及取舍时机问题的说法，对于理解过去一百年来的某些重大论战，颇有帮助。”

某种意义上，杨小凯与林毅夫这样的当代经济学家，正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致力于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思想为国家效力。中国的未来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改革路径选择的思想交锋中，究竟哪种阐释更占上风。

今年，林毅夫《中国的奇迹》一书即将再版，杨小凯的经济学全集也马上就要问世。不久之后，人们将会再次打量他们各自的思想火花。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命题上，杨小凯与他的对手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