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资料图）

新财经 记者 张程

这二十多年来，张维迎似乎一直在倔强地争斗着，与“左派”斗、与大众斗、与媒体斗、与北大同事斗。张维迎总激愤于被媒体和大众误解、歪曲，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言辞有被误解的潜质

二十六年前，24岁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遭到痛骂，倔强的张维迎在给“忘年交”茅于轼的信中写到，我“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这二十多年来，张维迎似乎一直在倔强地争斗着，与“左派”斗、与大众斗、与媒体斗、与北大同事斗。曾经心底的愤怒铸就了这个“西北娃”的执拗与好斗性格，也锻炼了他的叫骂能力。有人说，张维迎搞人事斗争的风格颇有“文革”遗风。

与“左派”斗

2006年3月4日上午，北京西山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张维迎、贺卫方、高尚全、迟福林等40余人举行了一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会议是闭门召开，但这次会议的记录却很快流传到网上，并引起一场“西山会议”风波。

4月2日，年过九旬的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被称为“左派”精神领袖的马宾给“锦涛同志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写了一封信，称高尚全、贺卫方、张维迎等在西山会议上发表了“亲美反华言论”，要求全党以及北大组织对他们进行批判，“来一个全面、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勾当的运动。” 2006年4月9日，一家“左派”网站发动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4月12日，这封信在另一家著名“左派”网站公布，引起广泛争议。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怒斥，“有些人竟然不顾党章、宪法，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这是党纪国法所绝不容许的。”

有人更在西祠胡同网站上发表了“九评张维迎”，称“张（维迎）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新‘右派’的喉舌，为变天造势，今年的新西山会议就是明证，终于图穷匕首现，赤裸裸提出了他的企图。”并称张维迎“思想上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

其实，马宾和张维迎原是同路人，而今却针锋相对，让人不胜唏嘘。

1984年9月，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在浙江莫干山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王岐山、周小川、周其仁、郭凡生、楼继伟、李剑阁、田源等当时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人很特别，一个是年龄最大、级别最高(部级)的马宾，一个是年龄最小、仅仅24岁的在读研究生张维迎。那时的马宾被认为“思想很解放”，而张维迎等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后来也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并得以大力推行。而今，马宾却上书批判张维迎等，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在西山会议上，真正言论过激的是原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张维迎的发言更多只是讲了收入分配问题，重提了他在会前发表的《理性认识中国改革》一文中的部分观点。不过，要说张维迎崇拜“新自由主义”倒是真的。

2009年2月16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张维迎在会上作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他认为各国政府所喜欢的凯恩斯主义是短视的做法，而“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张维迎还提出，中国也应该对这次金融危机负责。这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调子。此言一出，全国骂声一片。

张维迎坚定信奉自由市场理论是有其根源的。还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张维迎就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极为着迷，“读了好几遍”。弗里德曼的教诲显然深深影响了张维迎，以致张维迎到国家体改委工作之后还被同事称为“维迎德曼”。

弗里德曼是张维迎的精神导师，受其影响，张维迎走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能产生一切美德。张维迎甚至曾自豪地表示，“像我那样对市场经济、对市场机制有那么深的信仰的人，应该说还是不多。”

2008年3月，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在《展望》(Prospect)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一文。莱昂纳德称他在北大见到了张维迎，并在张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六盒昂贵Cohiba雪茄。他给予了这样的解释，“张维迎把这些雪茄盒子当成西方自由主义象征的碎片，希望这些盒子象征的力量能最终战胜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右典型一员，张维迎与他的朋友们想法差不多，就是希望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政府萎缩成主要功能只是保护私有财产。”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说，“(鼓吹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学说)从好的方面说，是不完全的，从坏的方面说，是误导的”。

张维迎等曾经倡导并被政府所采纳的“价格双轨制”、国退民进(国企改制)、产权明晰(私有化)等主张，在社会上的实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大量工人下岗、腐败、侵吞国有资产、贫富悬殊等，这些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质疑，也导致“左派”的复兴。

张维迎作为“右派”的主要代表，自然常常受到“左派”的挑战。面对挑战，张维迎采取了蔑视和不理睬的办法“不与无耻的人论战”。此语更激起了已沦为“非主流”的“左派”学者的愤怒。记者曾采访过“左派”代表左大培，他提起张维迎就愤怒不已。

对于张维迎以及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不予理睬”的傲慢，独立学者袁剑就表示，“自负如此，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术上的自信，而是一种接近精神变态的自恋。”

经济学家赵晓写过一篇《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的文章，“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所以，现在政府开始强调“公平、正义”。不过，“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张维迎们还将继续与马宾、杨帆、左大培们斗下去。

与郎咸平斗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讲演，引发了著名的“郎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维迎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直以来，张维迎都主张“国退民进”，如著名的“冰棍论”：国企如冰棍，不吃也会化，所以，不如给企业家们吃掉，给企业管理者MBO(管理层收购)，以便使产权清晰，使企业更有效运转。

这次“国退民进”的践行者顾雏军遭到非议，张维迎坐不住了，率先出战。8月24日，张维迎在北京接受两家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诋毁他们的贡献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8月28日上午，在深圳召开的“中国企业家经济高峰论坛”上，张维迎再次出战。会上，他的开场白是：“为大家作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鼓鼓掌吧。我冒一个风险，(我的话)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满意。”

演讲中，张维迎明确表示，“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并指责郎咸平是“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是“哗众取宠”，“为了出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同日，在北京举行了另一场会议，名为“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郎咸平是组织者之一。

在张维迎讲演后三个小时，郎咸平登台，其开场白是，“我们邀请过但拒绝参会的经济学家名单：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不知道张维迎为什么不接受邀请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并对张维迎上午的话进行了回应，“我现在回复张维迎的话，我就是要代表中小股东来促使职业经理人必须承担信托责任。”

随后，这场争论被扩大化。“右派”阵营的吴敬琏、周其仁、张文魁等站在了张维迎一边。而杨帆、韩德强、左大培等“左派”则站在了郎咸平一边，尽管郎咸平试图和他们划清界限，称自己是“主流经济学家，而不是非主流”。

10月21日，“科龙二十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张文魁等一众主流经济学家出席，大力“挺顾”。

2005年8月，顾雏军及其主要助手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拘捕。

对此，“挺顾”先锋张维迎却表示，“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我从来不会评估某个单个的企业，我所发表的看法，都是针对整体的中国改革评价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张维迎“挺顾”是收了黑钱，因为张维迎一向以中国民企的保护神自居，而且还是亚信科技、天津家世界等民企的独立董事。张维迎对此回应，“我对自己的为人做事很自信。有人说某个企业家花8万块就把张维迎搞定，那你就太小看张维迎了。”

与大众斗

“郎顾之争”之后，张维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尤其是网民对他铺天盖地的责骂。

2006年，张维迎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文中提到“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以及随后西山会议的讲话，使得张维迎再次成为“全民公敌”，更有人称张教授为“张叫兽”。

张维迎没有回应，网上就有人对此表示了愤怒，“张维迎教授有向广大网友示威之嫌。任你如何评论和批评，我自岿然不动，看你能够奈我何？”

后来，对那句引起公愤的话，张维迎进行了辩驳，“政府官员的整体地位相对下降了，是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并称这是个“算术题”，而不是“道德题”，“分析谁的利益受损最大，是为了说明谁最可能给改革设置阻力。”

有人说张维迎是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却这样表示，“现在‘多数人的利益’、‘小股东权益’已经被某些无耻的人劫持为‘人质’，这很可悲。”并表示绝不“媚俗”、“刻意讨好大众”。

张维迎的好友陈志武和茅于轼都为张进行了辩解。陈志武表示，声讨张维迎的人都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茅于轼更认为，“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独立学者袁剑则认为，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建议中，忽视了公众，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并表示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是“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存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而“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 表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

最近，张维迎提出拿1万亿外汇储备和国有上市公司40%的股份分给老百姓，1人1万，农村每人2份，城市1人1份，穷人2份，富人1份。这次，张维迎似乎“开窍”了，学会了“迎合”大众，做“大众的代言人”。只不过，他的这个建议，基本是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与媒体斗

张维迎很讨媒体喜欢，一是因为他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主张和“右派”身份，这是所谓主流；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语言天赋，他的言论总能被媒体裁剪出颇具爆炸性的标题。张维迎说媒体是“妓女”，并且骂媒体缺乏“价值观”，但媒体似乎并不生气，依然很喜欢他这个总能提供“资源”的“嫖客”，而且越说越往身上靠。

媒体对“郎顾之争”的广泛报道，以及对张维迎与顾雏军关系的猜测，让张维迎很愤怒。

2004年8月28日，在深圳的企业家论坛上，张维迎向媒体发飙，“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辱骂媒体是“以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

会上，张维迎指责媒体缺乏道德和信念，“如果通过有意误导，恶意攻击，博取廉价、非理性的喝彩，我不知道媒体人的信念在哪里。”“媒体本身浮躁、造假、哗众取宠，你怎么让这个社会不造假、不哗众取宠呢？”并认为，“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

张维迎居然把山西最大民营企业海星集团董事长李海昌被人枪杀说成是媒体的责任，认为是媒体宣传仇富心理的结果，并提醒大家，“我们不要低估舆论对企业生存带来的影响”。

对于张维迎的狂怒，袁剑这样分析，“在一个特殊时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识竞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既然长期养尊处优，自然也就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所以，当郎咸平威胁到了这种舆论一律，而他们又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降服郎的时候，他们开始责怪起了舆论。”“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

与北大人斗

2003年，宁静的北京大学校园被张维迎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年5月，北大开始人事改革，下发了《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等。这个方案被称为“休克疗法”，受到北大众多教师的反对，尤其是青年教师。同时，社会上也对北大的“癸未变法”给予了关注，并引起了广泛争议。

很快，反对的矛头指向了张维迎，当时他是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组长，是这个改革方案的操刀者。而张维迎表示，“之所以改革会遇到强大阻力，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旧的体制。”“二十年来，大学在国家保护下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空间，所以改革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此言一出，他成了众矢之的。

2005年，在北京大学新一届党委常委选举中，33名候选人中，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阻断了他走向副校长职位的路。

付出如此代价，张维迎有些无奈，“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像我这样做傻事的人可能不太多，我可以讲我自己是遍体鳞伤，谁都可以攻击我，且不需要任何事实。”

不过，张维迎依然不改其一贯的强硬，“我从来不害怕跟人争论”，“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会遭人骂的，但是我不在乎。”“我感到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缺乏共识，甚至是缺乏共同的语言。”

在光华管理学院内斗

张维迎在北大推行人事改革受阻后，回到光华管理学院专心竞争院长。

1998年，张维迎从林毅夫、海闻掌管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到光华管理学院当了院长助理，后来张维迎又当上了常务副院长。不过，由于老院长厉以宁在位，张维迎一直未能转“正”。

据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和何志毅等爆料，张维迎为了当上光华的正院长，开展了一系列的人事斗争。用何志毅的话说，就是“为了这个职务用尽卑鄙手段算尽心计”。

邹恒甫表示，2004年时，张维迎曾打电话给他，说“现在想要当光华的正院长,他一定能把厉以宁老院长搞下马”。并期望作为应用经济系系主任的邹投他一票。

邹恒甫还在网上说，“维迎是非常喜欢斗，每到一处, 他必然跟第一把手斗！这也是他的一绝，林毅夫和海闻一定是怕维迎在CCER(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斗争精神的。 维迎哪里有时间搞正经的学问，他同时搅得别人也不能好好地搞学问！”

之后，何志毅也在网上爆料，张维迎曾对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回来的王建国教授说，他“要搞掉厉以宁院长”，后来王建国没顺从，就被免职。还说在投票选举院长前，张维迎“分别找大家谈话、打电话、发短信”，并对单忠东教授表示，“支持我，就让你给EMBA上课赚钱，否则没有好日子过。哼，跟我斗，我上面有支持，1999年曹凤岐跟我斗，结果不是垮了吗？这次我一样赢！”

张、厉两派斗得厉害，最终，年过七旬的厉以宁改任名誉院长，但很多人却不服张维迎。为此，时任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兼任了光华的正院长，而张维迎依然是常务副院长。直到2006年9月5日，张维迎才正式担任了光华管理学院正院长。

张维迎就任正院长后，很快在光华开展了人事改革。首先撞在枪口上的是邹恒甫。2007年4月4日，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会议决定，由于邹“过去几年很少到校上课，没有承担教职员工责任以及过多卷入其他学校活动，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制度”，因此决定免除邹在北大的一级教授职务。邹恒甫在其博客中说，“张维迎开除我是一种公报私仇的报复行为”。

2007年6月10日，邹恒甫在网上发表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周济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称，张维迎是“不学无术的权力和金钱的癫狂分子”，是“院长折腾教授”，并指责张维迎在光华搞人事斗争，为当院长不择手段。

6月14日，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邹恒甫称自己被开除，一是在竞选院长时没有投张维迎的票，二是经常嘲笑张维迎。狂傲不羁的邹恒甫曾在2005年时表示，“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其实，邹恒甫这位常常把自己“哈佛高才生、世界银行研究员”背景挂在嘴边的狂人，还是张维迎1999年到光华后引进的。

邹恒甫事件还没过去，张维迎又向何志毅开炮。

2007年11月14日，张维迎主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办公会，会上决定，由于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何志毅“滥用职权”，“严重地侵害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利益”，决定免除何志毅的案例中心主任职务。

接着，何志毅在网上发布《致张维迎的公开信》，称张维迎为当院长，把光华学院搞得“四分五裂、文化破坏、人心涣散、师资流失、声誉下降”，并称“张维迎是我所见过的和听说过的最无耻之人”，“为光华有你这样的流氓‘院长’感到耻辱”。

11月22日，何志毅在网上再次发了《写在感恩节的感谢信》，称“张维迎践踏了我做人的基本尊严，超越了我忍辱负重的底线”。

随后，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教授在欺负院长，不是院长在欺负教授。不守规矩，违反纪律，损坏学院声誉，你对他稍作处理就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我感到很悲哀。”

对于光华管理学院接连暴发的人事纷争，张维迎表示这与他的改革没有关系，而是他“做事原则性太强”。而光华的名誉院长厉以宁则表示，张维迎“办学经验不足，管理经验不足”，而且“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处理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

堂堂中国第一商学院，大名鼎鼎的教授们在媒体、网络上互相攻击、谩骂，互揭老底，上演了一场嘴上的“全武行”，把大学政治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或许是张维迎改革的一大特色。

作为局外人，太多的内部细节我们无从得知，至于谁是谁非更难以断定。但是，张维迎等在光华的内斗中却没有赢家，张维迎赢了斗争，却输了名声，而输家不仅是邹恒甫、何志毅、厉以宁，也是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甚至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

张维迎小传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 。其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等。并曾获选为“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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