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一共经历了五次大的波动，而每一次经济波动都必然伴随着政府的宏观调控。

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调整，由于整个中国经济依旧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调控所使用的手段也仍然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调整的重心在国家计委，调整的手段主要靠压缩计划指标，所以此次调控更准确地应称其为“计划调整”，尚非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两次波动（即改革开放以来的第2次和第3次波动），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将二者合二为一可能更加准确，这样可以更加完整地说明在“转轨时期”或曰“准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初的宏观调控是如何的摇摆不定，以致于经济运行未能实现“软着陆”就又“硬起飞”，最终导致“硬着陆”。

1992～1993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苗头”，随之而来的宏观调控是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因此在调控手段上有了一些根本性变化。调控的重心在人民银行，调控的手段偏重于货币金融政策，调控的特色在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宏观配套改革措施。到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1997年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遇到了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为应对这场危机，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努力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刺激中国经济，实行了与以往不同的“逆向调控”并取得了成功。自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增长期，2003年开始出现经济是否已经过热的讨论，2007年初经济运行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的背景下进行的。目前，此轮宏观调控已经持续多年，至今仍在继续。

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洋跃进”到经济调整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因“十年动乱”，“停产闹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体制严重扭曲；但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民心大振，生产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恢复性增长。

当时，从上到下，从决策层到理论界，普遍存在着一种“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迫心情，有着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和投资冲动，试图在原有体制上继续按照过去的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来组织新的“大跃进”；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又使得许多人误以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1977年编制《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时，提出了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的高指标，同时，还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汽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等。该“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并于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与以往闭关锁国的“赶超战略”不同的是，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计划是建立在大规模引进这一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起初，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曾经把当时主管经济的几位副总理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阐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邓小平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中普遍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心情。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并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李先念在总结报告中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八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十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国务院务虚会后，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十年规划”。随后，国务院多次讨论，加快了引进协议的谈判和签约进程。会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同国外签约引进耗资160亿元的9套大型化工项目，以及宝山钢铁厂、100套综合采煤设备等22个耗资600亿元的项目。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如此之多的大型项目同时进入建设高峰，对于国民经济形成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粉碎“四人帮”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重病之躯”再加上新的“折腾”，于是经济过热的征兆很快显现出来。

造成这次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除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物资缺口过大，引进项目需要大量配套资金等以外，还有其他两个方面：

一个是农副产品价格大幅调整，价格上升过快。改革开放以前，农副产品短缺现象极为严重。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的农村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短缺问题：一方面，推行“土地承包制”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就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国家对8种农副产品大幅度提高了收购价格，推动价格总水平迅速上升。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隐蔽型通货膨胀得到部分显现，从而引发了价格的波动。

再一个是城市职工工资调整和部分奖金放开，货币收入增长过快。职工工资总额与调整前相比增加了200亿元，加上奖金以及其他收入的放开，人民币购买力的提高大大超过原定计划，也导致财政赤字增长过快，只好通过向人民银行透支来加以弥补。

1978年国家预算节余10.1亿元，1979年赤字猛增至206亿元，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2%，对货币供给造成很大压力。于是，货币信贷政策方面也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现金（M0）供给增长从1978年的9.7%急剧上升到1979年的24.4%和1980年的25.5%；银行信贷余额增长率从1979年的10.2%迅速提高到1980年的18.3%。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尽管当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处于行政管制之下，但物价仍然开始攀升。零售物价指数从1978年的0.7%上升到1979年的2.0%，进而上升到1980年的6.0%。

日益明显的经济过热趋势导致宏观政策开始转向调整。其实，早在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针对大家头脑发热的局面，陈云就曾经多次向李先念、谷牧等同志提出建议，希望会议能够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意见。

1978年11月至12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位负责人发言说，发展经济要搞财政赤字，提出“赤字无害论”，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就是通货膨胀的历史，要发展经济就避免不了通货膨胀。陈云十分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用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连续用了三个“我害怕”来表示他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担忧。

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求快情绪，陈云提醒大家要清醒地看到国内、外条件的不同。他说：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地区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象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陈云还提出，基本建设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他主张材料如有缺口，不论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的“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在财力物力方面仍留下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万吨；钢材、木材、水泥供应满足不了45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有50亿元财政收入指标地方不接受，要由财政部背起来；外汇收支差额达98亿美元，打算借用外资高达100亿美元。

1979年1月1日，中央领导在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时，陈云批示指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肯减建某些项目。”紧接着，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的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并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做考虑。”第二天（1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再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于是，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转而支持调整。《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没有发出。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调整1979年计划。但由于转弯过急，认识不统一，几位副总理之间还“吵了一架”，财经各部委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一些地方上的同志也表示反对，经济发达地区则要求“不要一刀切”。

为了转变思想，统一认识，从3月到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以促使中央领导、财经各部委负责人以及地方领导人接受调整方针。

1979年3月，成立了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联名写信给中央，对财经工作提出了六条指导性意见：

（1）       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2）       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3）       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

（4）       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5）       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

（6）       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再次肯定了调整方针。他指出，为了使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轨道，要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并且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说明，此时邓小平不仅意识到了进行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而且也指出了我国经济体制中存在问题。

3月21日至2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陈云狠批了“洋跃进”，批了冶金部。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提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政治局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3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4月5日至28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详细地说明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并指出了4个方面：

一是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

二是引进工作搞急了；

三是工业生产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

四是1979年的计划的编制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农副产品提价的幅度加大，减免农业税增多，劳动工资方面的开支增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又用了一些钱，这就使财政预算的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相差100多亿元。因此，对原计划不得不作必要的调整。